中華軍作爲“海寇”，攻入長江流域時當然是打着反抗朝廷海禁令的旗幟，且公然以海商身份要求與朝廷平起平坐，完全顛覆了自古以來的“士農工商”的傳統。這種對傳統的衝擊在江南以及周邊地區發酵之後，引起了大規模的**。
“奴變”就是在中華軍席捲長江下遊之後爆發性蔓延開來的。隨後，新軍在大明朝富庶的浙江爆發叛亂，也攪亂了浙北浙東的社會秩序，使得奴變等**蔓延到了浙江等地。
其實，由於中華軍的行動所引起的民變，已經很早就出現了。十多年前，尹峯帶着中華公司護衛隊戰船橫掃福建沿海，就引起了福建沿海各縣的多起“民變”，漁民、佃戶乘機抗稅抗捐。五、六年前，中華軍奪佔福建南部泉漳等地後，福建各地都出現了所謂的“奴變”、“佃變”，“奴變”的範圍不大，畢竟福建有能力養大堆奴僕的家族極少。但是“佃變”則遍及福建各地，也就是佃戶反抗地主要求減租減息。
尹峯當年聽說了所謂佃變的消息後，好奇地派人去瞭解了一下，發現造反佃戶還成了了農民組織，於是就很詫異地回想起了另一時空中近現代史的“大革命時期”。難道這個時代就已經有“農會”這樣的組織了？
他讓曾瑞親自去調查了一下，發現“佃變”完全是福建的地主們自找的麻煩。福建寧化地主收租時,規定二十升爲一桶,而實際上按大明度量衡制一桶是一十六升,大桶入小桶出，相沿爲例百餘年，一進一出之間,地主就增加了四分之一的地租。農民們又被迫繳納冬牲、豆棵,實行送租至倉等舊例。福建地方山多地少，地主們無不各顯神通,想盡量多收租。中華軍攻佔泉州、漳州一帶後，兵鋒曾經到過閩西等地，福建寧化縣民黃通舉旗造反，“連絡數十鄉爲長關,用其豪者日千總,總各爲部。通有急則傳千總,千總傳所部,不一日而千百人集矣。鄉之丁壯,悉聽其撥調”,他們自稱爲“田兵”，一度攻佔了縣城，曾經派人主動與尹峯的部隊聯繫。
“田兵”之中有少量讀過幾天書的人蔘加，因此發佈了不少半文半白的佈告，曾瑞曾經拿了一些給尹峯看。
尹峯看了這些文告後，很有點時空混亂的感覺。
這些佈告中的文字很容易看懂，換成某一時代的政治化語言來描述，大致意思就是：
“田兵”們自發掀起了減租減息和爭取永佃權的鬥爭。農民領袖黃通提出廢除每納租谷一擔加耗一鬥的所謂“桶面”,廢除“大桶入小桶出”的剝削政策。同時，農民們要求減少租額,一石止納七八鬥。這些革命政策得到佃戶們的熱烈響應，他們要奪回自己勞動果實，因此將把所有收租大桶燒燬，按照農民自己規定的標準確定地租上限以及收租度量衡。
在寧化等地佃農**影響下,附近州縣的佃農也組織了田兵。瑞金縣的何志源、沈士昌、範文貞等人,就仿照寧化縣倡立田兵,旗幟號色皆書“八鄉均佃”。
各種原先被大明王朝國家機器壓抑在地下的民衆訴求，在中華軍打開的窗口面前，忽然間一下子暴露出來。只是中華軍忙於擴張海外，尹峯也不是什麼“革命者”，並不想在這個時代改變根本性的土地制度，在工業化還沒開始的時代，也不可能搞這樣的革命。因此，中華軍一直以來沒有很好地聯繫這些自發興起的底層勢力，只是在對方無法在大明統治區立足是接納他們，然後轉手作爲移民裝船出海。
到了江南戰役開始後，尹峯才覺得有必要給大明王朝內部添堵，讓大明朝廷不要老是想着針對“海寇”。於是，他宣佈在閩南、海南、江南等地承認佃戶的永佃權，並強行規定了佃租比率，並派出巡迴法官在收租時督查。這一下觸動了太多的即得利益階層，但是蔓延各地的佃變又使地主們投鼠忌器，不敢動彈。否則，只要中華軍鼓動大家動手抄家分田地,那些早就期待變天的泥腿子就會立刻揮舞鋤頭撲過來，把他們連皮帶骨頭全喫了。
徐鴻基擔心這會使福建局勢大亂，但尹峯告訴他說：中華軍已經宣佈要保護各地的合作者。在這個時候，無論如何，福建官紳士族的最大敵人是那些鬧事的佃戶農民。在抄家滅族和減租減息可以保留家產這兩者之間做選擇，只要腦子清醒的人都會選擇後者。
當然，利令智昏的人不在少數，但是中華軍本來的基礎骨幹就是海商、無地流民、漁民、疍戶等，除曾家、韓家之外與福建本地地主無瓜葛，沒有牽絆，靠得就是強悍的武力，可以放手大幹一場。沒有了大明王朝國家機器的保護，結果就是一些不合作的福建士紳大家族被抄家，不少大地主因此家道敗落。
最近一段時間，長江中下遊地方的“奴變”正鬧得歡。就在中華軍撤軍的時候，很多地方在中華軍撤離、明軍尚未接收的無政府狀態下，相繼爆發了“奴變”。
尹峯手頭就有一大堆內務情報局、軍情局蒐集來的揭帖、佈告，來自鎮江、江陰、瓜洲等地。負責考察當地局勢的曾山發來報告說：
“江南之役初始,本地奴中狡黠者倡爲索契之說,以鼎革故,奴例何得如初?一呼千應,各至主門,立逼身契,主人捧紙待。稍後時,即舉火焚屋,間有縛主人者。雖最相得,最受恩,此時各易面孔爲虎狼,老拳惡聲相加。有大家不習井竈事者,不得不自舉火。自城及鎮、及各村,嗚鑼聚衆,每日有數千人鼓譟而行。羣奴至家,主人落魄,殺劫焚掠,反掌間耳。城中倡首者爲俞伯祥,故王氏奴。一呼響應,自謂功在千秋,欲勒石紀其事,叛奴乘釁索券焚就者絡繹而起,煙火蔽天,大家救死不暇。”
還有金壇等地奴僕抓了主家到關帝廟，用棍棒毆打，逼他們交出賣身契。
曾山主張中華軍出兵鎮壓奴變。曾家原先就是因爲自家的奴僕-家生子叛變造反，參與了海盜，禍及主家，被官府追索抄家，以致綿延百年的福建曾氏家族敗落。因此，曾家的人都對“奴變”持嚴重反對意見。
尹峯對曾家的意見一概不予理睬，不過也沒有主動去支持奴變。
而此時，尹峯決定要在自己統治區釋放賤籍，其中就包括了世僕、家生子的“奴籍”。實際上，這項解放賤籍政策早就在尹峯統治區實施了：尹峯起家時第一批嫡系人馬，就是疍戶，大明朝最下層的賤籍。在中華軍控制範圍內，疍民是和其他各色人等一樣平等的居民，甚至在海軍軍官中，原先的疍民還佔了相當大一部分。
這項解除“賤籍”政策，是針對大明欽差使團最新和談條款而提出的。這是在直接插手攪亂江南士紳大族的內部事務。在代表江南各世家大族發言的謝學成看來，這項政策以紀念館不僅僅是在折辱士林了，簡直就是在直接打各家士紳們的臉。提出這項政策的人，其用心之險惡、其卑鄙無恥的程度，已經無法用人類的語言來表達了。
在三天後恢復的和談會議上，謝學成大聲疾呼：“天不變道亦不變，奴輩謂奴不當與天地同休,真是愚民之語！夫有天地,斯有君臣、有父子、有主僕。天地不變,則君臣、父子、主僕亦不變。主僕之義,天地同敞。假使鼻不居於眼下,而忽居額上,那還算是人乎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