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從明初洪武二十三年(1390)，洪武皇帝再次發佈“禁外藩交通令”後，本朝的海禁令已經成爲大明百姓頭上的緊箍咒。海禁最嚴厲的時候，明初的“信國公湯和巡視浙江、福建沿海城池，禁民人海捕魚”，前所未有得搞出了“漁禁”；嘉靖年間的閩浙總督朱紈在浙江“下令禁海，凡雙槁餘皇，一切毀之，違者斬！”，凡雙桅船一律被毀掉。上百年海禁後，沿海百姓們已經習慣了，基本上把出海當海盜，以及出洋海外經商當做了一回事。
月港的開海，官府發放“船引”的規定中說：
“販番者，每歲給引，回還責道查覆，送院複查；販廣、浙、福州、福寧者，季終食道查覆.送院複查。”（《明經世文編》）從這一規定可見，除漳泉兩府的百姓外，福建的福州和福寧州商民也被排斥在船引的發放範圍之外，要不這一制度中就不會載明“販廣、浙、福州、福寧者，季終食道查復，送院複查”了。只有漳、泉兩府通番在合法的範圍之內，而其它地區人民都未包括在這一通番的合法範圍之內。
浙江商民如果搭附月港出海商船去遏羅、呂宋等地賣絲織品，雖然一定會獲利豐厚，但回國後則完全可能被以“通番律”論罪。
當下這些聚集在杭州城東忠清裏絲綢行會的商人們，大多是徽商，其餘的是浙江本地商人。雖然徽商浙商曾經是私人海外貿易亦商亦盜的先驅者，但經歷了“嘉靖大倭寇”時期的重大打擊，已經沒有幾個浙商還敢去海上冒險了。在明朝，中國沿海海上運輸業是完全萎縮了的。所以，把生絲由浙江從海上運到廣州澳門去這種事，已經完全出乎他們的想象能力了。
福建佬楊才莆是曾家在商界的老朋友，曾景山一到杭州就把收購生絲的事委託給了他，然後，拉着尹峯立刻去了南京。楊才莆其實也是個膽大包天的商人，在尹峯原時空的歷史中，他和絲綢行會會頭張玉宇等人，後來曾經合夥去日本販賣杭州細絹，一次獲利至4倍。但他此刻也不清楚，曾家那個神祕的尹掌櫃將如何把收購到的貨運出浙江，然後運到澳門。
其實尹峯此刻也不太清楚，他原先想好好參觀一下故鄉杭州此時的美景，但只待了一天就被曾景山硬是拖到了船上，沿着運河前往南京。到了南京，也沒時間瀏覽一下秦淮河的良辰美景和風花雪月，又被曾景山拖着每天去鎮守太監的衙門外候着。連續三天的無聊等候後，有一個書辦終於出來接見了他們倆。這個小小的書辦就是曾景山所謂的南京守備太監處的關係。
然後，兩天後，曾景山陪着尹峯又打點了幾處衙門後，拉着尹峯又趕回了杭州。尹峯是在離開南京的那天去了羅寺灣公所，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的住所。這裏就是以後的南京石鼓路112號的石鼓教堂。
但是，尹峯帶着馬加羅找到這裏時，這裏只有幾個中國教徒在留守。半個月前，利瑪竇本人和傳教士巴拉達斯在萬曆二十八年的四月初五日，也就是公元1600年的5月18日離開南京，前往京師去了。
沒能和中西文化交流第一人會面，尹峯有着深深的遺憾。也有一份竊喜，黑人馬加羅又可以繼續做他僕人一段時間了。他給利瑪竇留了信，簡單說明了一下事實，帶着遺憾匆匆離開了南京。
曾景山四處收貨的時候，保持低調神祕狀態的尹峯在完成他的書：《東西洋紀行》，同時成了好字號兼職的賬房先生。因爲儘量減少出外見客，他就以二掌櫃身份去商行各處轉悠，偶然發現好字號的記賬方式還沒采用借貸記賬法，每筆帳都得記錄多次以供查對。他一時興起，把後世借貸記賬法的基礎部分拿了出來，教給那些賬房先生。
他怎麼知道這些會計原理的？很簡單，因爲他的父母全是會計，從小薰陶的結果而已。
結果，從六月到八月，他都在賬房內忙碌，教授借貸記賬法，算賬，查賬，把好字號前5年的帳全查了一遍；他以前從來不願和數字打交道，現在可好，天天和數字打交道，而且還是中文數字。最後他是在煩不過，藉口要印刷自己的書，逃離了賬房。
八月份，終於貨收齊了。秋季的西北季風即將來到，該是出海的時候了。
他完全沒料到，近百車的貨是通過浙江昌國水營備倭把總下轄的船隻出海的。
曾家和南京鎮守太監手下那個曾姓小書辦是遠親，通過他查到了十多年前曾經和曾家有過走私貿易往來的，原福建海備道下轄的小哨官羅慶已經調任昌國水營備倭把總。原先曾家只知道羅慶調到了浙江，這種關係是可能一輩子也用不上的，但現在因爲尹峯的出現，以及尹峯的冒險商業計劃的實施，需要這層關係了。於是有了尹峯的南京之行，由南京兵部關係查到了羅慶的具體調任單位，然後一切就靠錢和關係搞定了。
昌國就是舟山，在明初信國公湯和巡海之時，於洪武十九年(1386)廢昌國縣，並按照“片板不許入海”的禁令將舟山島的縣城和德行(鹽倉、紫微一帶)、鼓吹(臨城、白泉一帶)兩裏以外的居民和其他46島嶼的居民全部徙往大陸，造成3萬多人流離失所，這是舟山歷史上的大事。因後世官府的文書檔案散佚，地方誌書又不敢議論當朝的過失，所以留下可供研究當時海禁徙民及其給舟山百姓帶來災難的史料甚少，所以尹峯也並不太瞭解這個時代舟山的情況。他的腦海中的舟山還是穿越前的旅遊勝地形象，等看到此時的舟山島一片空曠沉寂，渺無人煙的荒涼景象時，不由大喫一驚。後世的佛國勝地，觀世音道場此刻只有一座茅廬狀態的廟宇，有幾個和尚在海邊山上砍柴，這是尹峯看到的唯一的舟山島居民。
萬曆二十七年浙江督撫和寧波府衙、定海縣署把爲在普陀山所立的《禁約》石碑樹在海邊，尹峯去水師營的時候正好看到，其上明確刻着這樣的字句：“爲此示仰本山住持僧、行人等知悉：除原建屋宇，見住僧人，已該定海縣查有額數在冊，姑免驅逐外，自後並不許搬運磚木，增置院舍，廣招徒衆。其一應進香遊僧到寺，止給三日齋糧，立即下山，不許戀住停留，如有故違及住持通同窩縱者，訪出定行拿究。特此曉示。奉經勒石本山，永爲遵守。”
因此，尹峯看到的那幾個和尚，就是在這香火錢稀少的破廟堅持苦修的僧人了。
昌國水營備倭把總羅慶在昌國衛這種海防前哨，油水稀少的地方待得都要冒火了，有家鄉人來給他賺外快，實在是很高興。按照定額，羅慶管轄有兩艘福船，一艘冬仔船，一艘沙船，以及40艘鳥船等近110艘水師船隻，擁有舵兵、協駕軍兵近3000人；但是他實際指揮的只有額定兵力一半多一點，其餘的船隻兵力只存在於紙面上。其中，只有兩艘福船，一艘冬仔船可以出海遠洋。天啓《舟山志》記載他的部隊每年兵餉定額有銀子21624兩8錢4分，不過按大明的慣例，每年能有一半到手就不錯了；當然羅慶自己也得卡掉一半，剩下的才能到兵士手中。這次，曾家一次就給他2000兩銀子僱船，他當然是極其願意的，而且還談好了以後幾年的合作計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