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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陳可，八五後，出生於四川攀枝花，生長於單親之家。但在那件事發生之前，我原本叫陳可依，依靠的“依”，小鳥依人的“依”，我很不想喜歡這個字。
這事還得從我去北京說起。
我和所有北漂人一樣，去北京，是追求讓我爲之嚮往且夢寐以求的一切，而且作爲一箇中國人，骨子裏就有一種“用學歷改變命運”的根深蒂固的觀念。
何況我媽媽原本是土生土長的北京人，因爲時代的變遷她留在了攀枝花，認識了我爸爸，生下了我，自此再沒回過北京。
這件事便成了促使我“回到”北京的催化劑。
說起我媽，她也和大多數中國家長一樣，雖然自己這輩子輸了，卻希望孩子能贏，希望我能“回”北京，這一點和全中國人民的希望不謀而合，希望能在北京土生土長，有北京戶口，有祖上留下的房產庇廕，還有中產階級的生活水平。
記得高三那年，我高考失利，我媽說，要是我能有個北京戶口，以我的分數，北京的大本是沒問題的，可惜我是外地戶口，要比北京孩子多努力二百分。這番話一直敲打着我，直到我挑戰考研再度失利，我便知道自己只剩下一個選擇——北漂。
做一名北漂，就意味着要喫別人喫不了的苦，受別人不想受的罪，丟別人丟不起的臉。我有個長輩說，要是連這份苦都能喫，高考怎麼會成不了？畢竟，奔波生計耗費的是心血，讀書耗損的只是腦細胞。
我沒有反駁那位長輩，儘管我心裏覺得他說的沒有一個字在點上，他自己早就認命了，還希望別人跟他一樣庸庸碌碌。
“變成最好的女人，擁有大房子、好男子和起點就高於他人的小孩”，這是很多人眼裏的海市蜃樓，也是打敗無數北漂人的重擊。可它也是一個美好的願望，是夢想。在夢想被打破之前，它是那麼的吸引人，就像罌粟花。
我想，即便終有一天我被它打敗了，也不會後悔，因爲我起碼擁有過，併爲之奮鬥過。何況，全中國的年輕女人都渴望擁有，那些嘴上說不想，不屑，不惦記的人都是口是心非，而要驗證這一點並不難——假使從天而降一億元只能用來買房，而且不限購，呵，你看她們會把房買在哪裏？。
好吧，事實上我媽也是衆多口是心非的女人之一，但她和那位長輩略有不同，那位長輩是徹底認了，我媽還徘徊在臨界點上。
而這個臨界點，取決於我。
今天，是我們要去見趙局長的日子，爲我的工作託關係。直到臨出門之前，我還在網上投遞簡歷，用人單位都是北京的。
我媽在臥室走來走去，她嘴裏唸叨着“別讓趙局等”，手裏也沒停過。女人在出門之前要拾掇的太多了，她這一生都是這麼勞碌過來的。
我心不在焉地合上筆記本，我媽已經走到房門口，問我：“還惦記着去北京呢？”
我隨口應了一句：“不然呢？”
是啊，不然呢？我媽這半輩子都在我耳邊唸叨着北京的好，在北京落地生根才能改變命運，我現在這樣全都怪她，她原本也是個金鳳凰，怎麼就落在攀枝花了？可整間房子裏唯一能證明這一點的，只有放在客廳書櫃上的一張合照，照片裏是我媽、姥爺和姥姥，那時候他們還在北京，一家三口在天安門前合影留念。
等我打開衣櫃有些意興闌珊地找衣服時，剛好聽到我媽這樣說：“啥都沒有去了喝西北風啊？”
這是她唸叨無數遍的一句話，但她的很多話都得反過來聽。
比如，假如啥都有呢？
我媽收拾完屋子，開始收拾自己，她穿着體面的套裝，還特意戴上一塊考究的手錶，仔細梳整頭髮，但這並不妨礙她嘴上的功夫。
她正唸叨着，留在家裏有什麼不好，起碼還有她給使使勁兒，這個稅務局的工作有多少人擠破腦袋，就我偏不識好歹。
這番話也不知道是在給我洗腦，還是給她自己。
你信不，假如我真的識這份好歹，她又要不甘了。
我別的沒說，只問她：“一個月工資多少？”
我媽：“起碼兩千，逢年過節還有獎金。”
兩千？我讀了四年大學，爲了考研拼死拼活，爲的只是一個月兩千？
我隨口回她，等我去了北京一個月給她寄兩千，第二年就翻倍。
在北京，就算當服務生都能省出這個錢，我還就不信，我的學歷只能當個擺設。
結果，我媽看到我身上的衣服，又開始唸叨：“要見領導，你好歹穿得正式點啊！”
她依然在擔心這份工作，只怕如果去不成北京，連這條退路也沒了。
直到我們到了約好的餐廳包間，見到了梳着背頭的趙局長和一個梳着同款髮型的年輕男子趙勝賓，我媽就熱絡的開始張羅。
趙局長和趙勝賓都說着本地話，寒暄時，話裏話外說的都是前程，比如趙勝賓才用了兩年就當上了主任，而我則將這些時間浪費在考研上。
我媽接話接得有些艱難，只有我聽的出來她的懊悔，早知我不是那塊料，還不如早點讓我認命。
這分明是一場鴻門宴，找工作和找丈夫一起解決，經濟實惠有效率。
接下來，在和趙勝賓的交談中，我得知他和我一樣都是鐵中畢業的，我們班主任是他小姨。你看，小地方就是這樣，低頭抬頭都能攀上關係。
趙勝賓說着還抽起煙，昨天晚上纔打了通宵的麻將，還問我會不會，下回一起。
我輕輕笑着：“我不會。”
趙勝賓終於聽出不對：“你平時都說普通話啊？”
我說：“我媽祖籍是北京的。”
我媽剛好起身給大家續茶，這時插了一句：“我十多歲跟父母支援建設來的，就再沒回去過。”
字正腔圓，足以媲美女主播。
趙勝賓很不以爲意：“我前兩個月去過一趟，人太多了，還是這裏好。”
是啊，人是多，可是除此以外他恐怕也找不出另一個“不好”了。如果不好，大家爲什麼還要往那裏擠呢？
從這以後，我再沒和趙勝賓說過一個字，我自然也知道他心裏會怎麼想：切，北京來的又怎麼樣，現在還不是在求人辦事？
而我，卻只在他身上看到了自己慘淡無光的未來——如果留下，我將會有一個像他一樣的丈夫，說不準就是他，聞着煙味兒，陪着打通宵麻將，在所謂的工作崗位上喝茶看報紙，一眼就望到了幾十年後生命的盡頭，不會有大波折，自然也不會有驚喜。出門應酬時，人家再問起我的“普通話”，我還會夫唱婦隨地說一句：“哎，還是這裏好。”
飯局過後，我和我媽坐着晚班的公交車回家，車裏稀稀落落坐着幾名乘客，一個個無精打采。
我們坐在最後排，我看着窗外，窗戶上透出灰暗、落後的街道，沒有電視裏那種五光十色的夜景，更沒有車水馬龍，人來人往的熱鬧，只有我媽歪着頭打瞌睡的倒影。
我回過頭來看着她，原本整齊梳着的頭髮已經有些散亂，一縷髮梢垂下來在額前晃悠，外表光鮮的套裝裏是一件紅色的針織衫，外人自然看不到，但我知道，那件衣服早就開線破洞了，穿了太多年，我媽也捨不得換。
這全是因爲，貧窮。
等我快到和李曉芸約好的婚紗店時，我先一步下了車，臨下車前還小聲跟售票員說了一聲，等到了北門橋記得叫醒我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