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粟校尉乃是專門負責農業生產的職位，漢武帝晚年便曾任趙過爲搜粟校尉，推廣代田法。
作爲鄉中力田小吏，視趙過爲偶像的氾勝之對這個職務是可望不可及的，直到五年前，還在濟陰郡的他本以爲攀上了西安侯這根高枝，可以走一走捷徑，不說一步到位，也能爬得快一些。
沒想到說好的三年之期，卻因爲地震等事一拖再拖，西安侯國的作物已經從大地震裏恢復，試驗田的畝產也飆到了驚人的十五石每畝，但西安侯就是不兌現承諾。
豈料，在任弘當上大司農後，一甩手就讓不到三十歲年紀的氾勝之，成了他夢寐以求的搜粟校尉！
千石銀印很輕，但捧在手裏又很重，氾勝之有些失神，倒是任弘拍着他說，是對他六年如一日在西安侯國，不但改進區田法，還將任弘從西域送回來的幾乎每一種新作物都鑽研透的獎勵。
如此一來，那些在地方上鑽研的農事之學，不就能名正言順推廣了？
但如何做還是任弘拿主意，氾勝之只管提供技術，任弘道：“區田法與代田法不同，只能在關東地少人衆之地推行，亦既每縣萬戶以上郡國。”
區田法是專門爲耕地較少的小農打造的法子，在有限耕地上加大人力投入，精耕細作外加施肥，達到畝產倍增之效，地廣人稀用代田法耕作的大農場根本就沒必要，推廣了甚至會適得其反。
所以任弘沒有不假思索一刀切，非要全國看齊，而是細細甄別了一番。
“平均每縣萬戶以上郡國，一共二十九個。”
眼下，任弘就指點着地圖，讓氾勝之知道他的第一批工作地點，相當於每個縣的戶口是敦煌郡兩倍人數，纔有必要行區田法。
“司隸有京兆尹、右扶風、弘農郡、河東郡、河內郡、河南郡。”
“兗州有東郡、東平國、城陽國、濟陰郡。”他們算過之後，發現氾勝之的老家濟陰郡，才9個縣，每縣竟三萬戶，十多萬人口，爲天下人口密度之冠，難怪氾勝之在那兒的糧食壓力下，費盡心思鼓搗增加畝產的辦法。
“冀州有魏郡、清河郡、趙國、中山國、信都國、河間國。”
“豫州有陳留郡、潁川郡、沛郡、淮陽國。”
“青州有濟南郡、齊郡、淄川郡；徐州有魯國、彭城郡（楚國）、益州有廣漢郡、蜀郡。”
“荊州則僅有南陽郡。”
這一比較下來，誰菜誰知道，大漢哪個刺史部人口密度大便一覽無遺。司隸、兗、冀、豫的人口已經不堪重負，而並、幽、揚、涼、交六州地廣人稀，急需人去填滿。
若能損有餘以補不足無疑是最佳的，國家推行的移民已在漸漸進行，但非自發的移民費時費力，代價大不說，遷移走的人可能還沒新生的多。
而人口繁衆的各郡蛋糕就那麼大，非要派酷吏將每一個大小地主統統打了均田地，也起不了大用，該餓還是會餓。
所以任弘以爲，最根本的解決辦法，還是要發展生產力！
區田法的推行，至少能讓這些郡畝產上一個檔次，讓小農家多點收成，給移民拓邊贏得時間。
“但當年趙過推行代田法，亦是先在行宮、離宮閒地上開田試之；進而推廣至三輔、京畿公田；最後纔是邊郡農都尉之田和河東等地。”
任弘以爲，這種循序漸進是必要的：“明年先從司隸校尉和青州的幾個郡開始，東西兩開花，後年再全面推行至中原各郡國。”
也不能按西安侯國那邊不計成本的試驗田來要求各地，能讓畝產增加三至五成便是極善。
末了，任弘對氾勝之感慨道：“勝之，我可是連上三道奏疏，陛下才允許你以侯國家臣身份，直接爲搜粟都尉，若是出了差錯，我身爲舉主，亦是要受責的。”
氾勝之十分感激，連忙保證，自己一定兢兢業業，這次咱們不說大話，不亂搞什麼畝產百石的賭約……
“賭還是要賭。”
任弘卻道：“籍田令之事你也一併做了，每逢開春，天子要帶着皇後及百官，在宗廟社稷之田行籍田禮，當然，只是推一推犁而已，這田地還是要交給籍田令來管。”
“屆時，便安排你從西安侯國帶來的人，將天子親耕過的地，用區田法加熟糞耕之，不計成本，等入秋時，也弄個畝產十四五石出來，可能做到？”
“能！”氾勝之再度立了誓，卻不明白任弘爲何要如此，他不是在西安侯國證明過了麼。爲何關中也要搞投入遠大於產出的試驗田？
技術人員果然不懂如何運營和推廣，任弘笑而不言，心中卻道：
“關中一般良田畝產不過四五石，儒生們連禾生雙穗也是能當祥瑞的，看到畝產十餘，還不得爭先恐後吹噓豐年，等到出徵匈奴時，就不好說什麼天下五穀不登了。”
“再者，大將軍時關中多旱，籍田都會欠收，若親政之後，天子所籍之田得糧十餘石，那皇帝是不是特有面子？”
……
任弘特地調來大司農的第二個人，叫耿壽昌，三十餘歲年紀，乃是巴郡人，口音很重，好在將任弘養大的夏丁卯也是巴蜀人，還算聽得懂。
而一抬頭，任弘發現，耿壽昌居然是鬥雞眼。
這個特徵估計沒少被人嘲笑，甚至影響到了仕途，耿壽昌連忙低下頭，看到了任弘剛剛授予的銀印黑綬，心裏有些激動，但更多是迷茫。
跟苦等了快六年的氾勝之不同，耿壽昌與西安侯素未謀面，在他接到調令，讓他入京爲“太倉令”，主持天下倉稟之事時，雖然心中喜悅，卻也不明白，高高在上的大司馬衛將軍因何看中了自己這個郡倉曹掾。
任弘道：“我看過你提議在邊塞設常平倉的奏疏。”
那是幾個月前的事了，奏疏石沉大海，沒想到西安侯竟知道！
任弘是從尚書檯翻出來這奏疏的，當時大將軍霍光病篤，朝政耽擱，故耿壽昌的提議沒有引起注意：“你奏請說，應在邊郡普遍設置糧倉，以谷賤時增其賈而糴，以利農，谷貴時減賈而糶，名曰常平倉。”
這一提議是與對匈戰爭籌備相適應的，調集十幾二十萬大軍，外加幾十萬牲口的軍事行動，人喫馬嚼消耗巨大，邊郡根本承擔不住，而若是設立常平倉，提前幾年就開始囤積糧食，到時候就不必一次性發動那麼多民夫千裏挽粟了。
任弘讓耿壽昌細細說說他的計劃，耿壽昌便低着頭講了起來，聲音有些緊張，大概是第一次遇到這麼大的官。
“天下水旱無常，一百餘郡國，一些地方連年豐收，谷價有賤到一石五錢，甚至有每石八錢者，農人少利。不如由大司農出面收購穀物，一來讓百姓不至於血本無歸，能賺點錢交賦稅，二來，也能獲得穀物，派役夫運往邊塞囤積。”
“此外，每年從關東向京師漕谷四百萬斛，用漕卒六萬人，費用過大，不如從近處三輔、弘農、河東等地糴谷以供京師，可省關東漕卒過半。”
聽得出來，這是李悝在魏所行的平糴法的延續，《管子》也有類似的思想，桑弘羊將其總結成了平準法，依仗政府掌握的大量錢帛物資，在京師賤收貴賣以平抑物價。
看來這耿壽昌《管子》學的不錯，這本書相當於大漢的《國富論》，是指導經濟活動的理論依據，重點是“輕重之術”，國家以商人姿態直接進入商業領域獲取經濟利益，只要學過的人，都成了醇儒口中的“功利之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