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和殿。
王珪如老僧入定般，站在御座最前的位置，始終一聲不出。章越若不是看着對方眼睛還睜着幾乎以爲對方乃木凋一座。
章越覺得王珪比自己還似人肉背景牆。
至於王珪身後的司馬光，王安石則你一言我一語地爭論起來。
大臣廷辯是很正常的事，但二人若沒有什麼大矛盾，差不多是一兩句話點到爲止，讓官家最後有個裁斷就好了。
而王安石，司馬光二人初時還是一兩句正常的爭論着，但爭論着爭論着竟多了火氣。
司馬光因立儲之功最大，從仁宗朝到今日一直是牛逼哄哄的，從先帝到當今天子都是要讓他三分的。
當初濮議，其他反對的官員都被貶出京了，比如範鎮，呂誨等也是建儲有功的官員都趕出京去了，唯獨司馬光不能趕走，必須挽留在京裏修書。
在濮議之事上，滿朝官員都支持司馬光。
如今新官家登基，爲了曹太後的支持，徹底否定濮議之事，韓琦，歐陽修灰頭土臉地下馬了。司馬光又一次贏了，他從始至終都站在了政治正確的一方。
人可以贏一次，難的是次次都贏。
如今司馬光完全可以利用這聲勢聚集黨羽，但他偏偏又不結黨。司馬光遠比範仲淹當年面對的呂夷簡更可怕！
如今則是又一次，當今天子要爲一個有爲之君，司馬光再度反對，他是否能再度站在政治正確的一方。
而此番挑戰司馬光的，不是官家，卻是他最好的朋友王安石。
南郊之禮是重要典禮，大禮泛階，大禮蔭補都是一回事
皇帝掛了可以官升一級，到了皇帝生日時，官員可以爲子弟求官蔭補。
嘉右元年時，官家取消了聖節蔭補的規矩，這也是減少冗官的舉措。
但南郊大禮時，官員們仍可以奏請恩蔭，這是官員本分合得的恩澤，所謂的既得利益，至於兩府官員的賞賜也是情理之中。
司馬光與王安石最開始爭論的時候，還是十分平靜的。
此刻官家還未瀏覽二人奏疏，對司馬光問道：“學士院對於宰執請辭郊賜的奏疏，爲何不早報上來？”
司馬光道：“有人請假。”
王安石聞言看了司馬光一眼。
官家又問道：“王卿怎麼看？”
王安石直直道了一句：“臣所寫的都在奏疏裏。請陛下廣泛諮詢臣下意見，再作聖裁。”
官家聽了王安石這話裏異，抬頭問道：“難道有誰不同意嗎？”
王安石道：“除了臣外，都不同意。”
聽到這一句，官家震驚了，他不由看向司馬光。
他剛纔問學士院關於宰執辭賞賜的批覆，司馬光說除了他與王安石上疏外，其他人都請假故而沒有上疏。
但王安石回答的則是除了王安石外，其餘的翰林學士如王珪，呂公着，韓維都不同意。
章越心想，按照王安石所說的，這是嘉右四友第二次站在他一邊了。
不過事實確實是學士院裏上奏疏的只有王安石與司馬光，其他人則沒有表態。
王珪依然如老僧入定，他是翰林學士之首，他也不同意嗎？
官家道：“兩位卿家與朕議一議。”
依王安石所言，司馬光似第一次站在了大家的對立面。
但司馬光鎮定如若，第一個發言道：“陛下，如今國用不足，災害又多，理應當節約冗費，兩府大臣可以作個表率。”
王安石反駁道：“如今國家富有四海，郊賜不過是九牛一毛。節約不過幾個錢罷了，反而有損國體。昔唐相常袞當政，宰相飯食由內廚供給，可用十幾人，常袞向天子辭之。然當時旁人紛議，宰相主國政，若不能，需辭位，而非辭祿。兩府辭賞賜，不正是如此。”
“如今國用不足，不必從節儉來下功夫，此非當務之急。”
司馬光則道：“常袞辭祿是知廉恥，難道不如那些不知廉恥，還拿着高官厚祿的人嗎？自真宗皇帝以來，國用一直不足，如何不是當務之急？”
王安石道：“國用不足是因爲國家沒有善於理財的人。”
司馬光道：“何爲善於理財，按照古代理財者，恨不得人人盡徵其稅，如此百姓窮困，流離爲盜，豈是國家之利？”
王安石道：“這是橫徵暴斂，而非理財。善於理財的人，可使民不加賦而國用饒。”
說到這裏，二人雖你一言我一語，大致都是正常的辯論。
但聽了王安石這一句，司馬光卻突然變色道：“民不加賦國用饒，這是桑弘羊欺騙漢武帝之言。司馬遷曾因此諷刺過漢武帝。天地所生，財貨百物，都有定數，不在官即在民。”
“桑弘羊所言民不加賦國用饒，不取於民，取於何者？君不見，漢武帝末年，羣盜蜂起，以繡衣使者捕之。此事有史可察，不見前車之鑑嗎？”
司馬光色動，顯然是有些上了火氣了，辯出了幾分真火來。
聽了司馬光，章越深切體會自己與曾布說的話，爲什麼要經史嫺熟？
至於以史爲鑑，不是說說而已。
正如當初踩過的坑，都成了自己人生智慧。
歷史從不會忘記，但會不會矯枉過正就不知道了。
再說經，王安石與司馬光爭論的是，國家有錢沒錢嗎？
不是，他們之間是意識形態之爭，也就是經義之爭，圍繞着開源還是節流爭論。
開源就是大政府，節流就是小政府。
儒家確實一直是主張藏富於民，只要百姓有錢，國家也會有錢了，這就是百姓足，君孰與不足。
戰國時，苛政勐於虎，很多諸侯橫徵暴斂，故而儒家規勸國君們，一定要藏富於民啊，這是沒錯的。
但司馬光還用這個說法，就將問題給簡單二元化了。
王安石面對司馬光長篇大論，沉着地反擊道：“我聽聞欲富其家者資之國，富其國者資之天下，欲富天下則資之天地，取財可以於天地，何來不在民即在官之說。”
“朝廷爲何要鼓勵農桑，修堰築壩，此非取於民，亦非取於官，而是取自天地，官民皆得其利。”
章越聽了頻頻點頭，一個家庭要想富裕，必須取財於社會，社會要想富裕，必須取財於自然資源。
歸根到底，除了分蛋糕還有作蛋糕嘛，發展生產力就是作蛋糕，也是財富增長的唯一手段。
司馬光的想法，就是分蛋糕，零和遊戲的思維。
比如股票市場，如果沒有上市公司的分紅，就是零和遊戲。零和遊戲無論怎麼玩，最後都是割韭菜。
王安石又道：“我與君實之見不合，非僅所操異術也，而在名實之辯。君實所言徵利之說，當我看來不過是闔門而與其子市，而門之外莫入焉。我之所爲不是徵利於民，而爲國家理財。如今國用不足，不僅在於無節之費，更是失於理財之道。自真宗皇帝以來理財無法，故而國家雖儉約而不富。”
闔門而與其子市，而門之外莫入焉。就是把門關起來，父親與兒子買賣作生意，外財不入。這樣一個家庭如何能富裕？一個家庭要富裕必須取財於社會。
王安石用這句話徹底反擊了，司馬光之說不在官就在民的零和遊戲思維。
司馬光則道：“介甫，何爲名？孔子曰‘必正名’。正名當以周禮爲本。周禮除了徵利，難道還有理財之說？這理財是何名？”
王安石道：“先有其實再有其名。周禮雖未有理財之名，但未必沒有理財之實。管仲爲國理財，摘山煮海坑冶，取財貨於天地之間，未見孔子責也。孔子熟知周禮，反道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管仲之舉又豈見周禮所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