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文井先生的忘年之交就是在患難中開始。以後每次到北京，我如果能找到機會，總要去他家看望。很長一段時間內，他的居室很狹窄，光線也很暗，成堆的書刊佔去了陋室的絕大部分空間，只留下窄縫容人通過。如有兩三客人人室，房內就擁擠不堪，主客雙方難免“抵肘”和“促膝”。北島、楊煉、芒克等新銳詩人是他家的常客，留下一些菸頭和殘茶。人民文學出版社的一些編輯也常在這裏出人，與文井先生協商一些工作上的事務，留下各種成堆的書稿和校樣。比較閒的時候，我與他會聊得漫無邊際，比如我會談到一些讀書心得：庫恩的《科學的革命》，戴維斯的《上帝與新物理學》等等，都會引起他聚精會神的傾聽。他談到自己在革命年代根據地的親歷，談到自己在國外參訪時的見聞，談到他心得別具的音樂與繪畫，很多東西對於我來說也是聞所未聞，讓我大開眼界和大受裨益。他對我的批評也毫不留情。有一段時期，我輕率應付編輯們的約稿，出手較松，就引起他的不滿。
“作者不動心，讀者就更不會動心。讀者是騙不過的。”他警告我。
我們終於遭遇了一個尖銳的話題。當時我列舉了東德與西德、北朝與南韓、大陸與臺灣的對比，問他：你不覺得社會主義已經失敗？
他沉吟了很久以後說：你提到了一個非常敏感和非常重要的問題。既然說到了這一點，我不會向你隱瞞自己的觀點。我是一個共產黨員。我不相信共產主義是什麼天堂。我並不相信那種神話。但我的共產主義就是公平和正義，是反對任何形式的剝削和壓迫，是爲最大多數的人民羣衆謀利益。我在這一條上是不會改變的，也不覺得有任何必要來改變。
他想了想又問我：我們向西方學習，反省自己的革命道路，並不是要贊同壓迫和剝削，並不是要恢復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否則我們爲什麼要粉碎“四人幫”呢？爲什麼要推翻蔣介石呢？爲什麼要消滅希特勒和東條英機呢？那些人不早就實現了不平等嗎？我們之所以要反對他們，不正是因爲他們私而不公嗎？如果沒有世界大同這樣一個理想目標，所有的改革也好，革命也好，造反也好，就都成了或大或小的私利之爭。它們與它們所反對的對象，還能有多大的差別？
談話到這裏，氣氛有點沉重。照當時一般人的理解，一切異端人物都是西方的追隨者、美國的崇拜者、資本主義的鐵桿信徒——思想衝突的各方雖有立場不同，但囿於冷戰意識形態邏輯，在這一點理解上倒沒有太多差別。我沒有料到文井先生會有堂堂正正地別出一言，也沒有回應這番道理的準備，於是一時無語。
談話不了了之。
我從湖南調到海南以後，離北京更遠了，與文井先生交往有所不便。有一次我再去他家看望，遇到很多人在場，也就沒有機會與他深談。我向他報告自己初到海南的一些工作和想法，再次受到他的鼓勵和指點。我邀請他到海南走一走，讓我有機會接待他一次，但他腿腳已經有疾，行動十分困難，沒法遠行了。他執意送我的時候扶牆而行，走幾步，歇一下，再走幾步，直到最後扶着一棵樹，緩緩向我招手。
這就是他留給我最爲清晰的音容定格--個類似鄉間守林人或者牧羊人的老大爺，有魁偉的身板和黝黑的膚色，臉上佈滿溫和的笑紋。
自那以後，中國發生了巨大變化。市場經濟高歌猛進，使國力得到增強，民生得到改善。但一種弱肉強食的資本邏輯悄悄流行，貧富差別一類社會矛盾正在加劇，而思想文化界很多人崇私尚惡，在流行大潮面前學會了乖巧噤聲。在他們那裏，連“公正”和“平等”這一類詞都羞於啓齒，“理想”和“道德”更成了洪水猛獸一~這正是文井先生曾經憂慮過和警告過的。當年很多攻擊過文井先生的正統人士，轉眼之間也成了紅皮白心的新貴，爭相搶搭權利與資本勾結的時代快車，寶馬香車，豪門朱閣，甚至在紐約曼哈頓和東京銀座揮金如土。目睹這些人的行跡，我就不能不想起多年前朝陽門內那間陋室，那個清貧而頑強的老人，那一盞昏燈之下色正詞嚴。
與好些慌不擇路的潮流追隨者相比，先生當年的那一席話餘音在耳，仍顯得有些不合時宜，甚至孤獨。
先生在一篇自白性的文章裏說過：
我最珍重的品德：敢於面對現實，承認事實。
我最厭惡的是：僞善。
我最喜歡做的事：修改自己沒寫好的文章。
我的主要特點：不要人的憐憫，不指望上帝賜給好運氣。
我的座右銘：盡力認識各種侷限性。
我對文學的追求：反對成見與偏見，儘可能地跟謊話、廢話唱反調。
我對文學青年的期望：不崇拜權威，不走捷徑，不怕寂寞，不急於成名。有了稿費要領取，但不能把作品當商品。
孤獨是孤獨者的光榮。
孤獨者有一顆遍及天下的大心，因此在更廣闊的世界和更久遠的年代裏，必有自己成千上萬的親人和朋友。
006年4月(最初發表於006年《上海文學》。】
最後的握手前海南省作協主席葉蔚林病重的時候，我和邢孔見去他家看望。他一把抓住我的手，久久沒有說話。他的手很大，很柔軟和細嫩，給我突如其來的陌生之感。我後來纔想起，與他交往三十多年，我還幾乎沒與他握過手。
他當時眼花耳背，不方便說話了，只能用握手來表達心語。時間已經無法挽留，三十多年倏忽一閃，我們不可能像當年那樣卿夜長談，像當年那樣結伴長旅，像當年那樣激烈爭論或忘情大笑。我相信他像我一樣，此時有很多話想說，但一時找不到語言和話題，更不知道是否有說的必要。
他屬於八十年代純淨、明亮、開放以及熱烈的文壇。儘管那時候他在同事中最晚結束下放的身份，儘管他曾經只有一間逼仄的住房和一份低微的職位，但只要讀過散文《過山謠》《九嶷神話》以及小說《藍藍的木蘭溪》的人，都會在他茂盛的才情面前目瞪口呆，然後毫不懷疑他在湖南文學界真正的核心地位。他家裏成了青年們出人最多的地方，聚會的燈光總是亮得最晚。連當紅的古華、莫應豐、王蒙、蔣子龍、諶容等作家也尊崇有加，口口聲聲稱他“葉帥”。他後來也獲過獎，但很多未獲獎的作品也許更好，比如小說《黑谷白狐》，比如我在知青歲月裏唱得最多的歌曲《遙望南方》與《故鄉啊巴勒斯坦》，還有《挑擔茶葉上北京》一一我後來才知道這些歌詞都來自他的筆下。
他活得放任無羈，對很多事情不認真，但惟有一件事他特別認真：藝術。文字不精美的決不出手，形象不鮮活的決不出手，意趣不高遠的決不出手……這使他自己的作品發表得很少，而閱讀他人的作品時則近乎挑剔。當時概念化和公式化的製作餘風仍盛，他的執拗不合潮流，甚至受到時髦正統和時髦叛逆的雙重冷落。但事實很快就證明，他代表了藝術的良心。有一次，我與他接受政治任務去採寫一個重大事件。一個多月的實地採訪中，他的臉色越來越陰沉，走過一排排犧牲者的墳墓時紅了眼眶，抓住一件小事就沒頭沒腦大發脾氣。憑他的寫作能力，他完全可以寫，可以輕鬆賺來一筆政治紅利。但他的感情與藝術阻止他下筆。“那麼多人啊，都是年輕人啊……”他事後想到滿山墳碑時還聲音異樣誰家沒有父母，誰家沒有兒女？這件事我怎麼寫得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