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中國歷史太悠長，人們便不願意回憶，這有一次次搗毀文物和焚燒典籍的運動爲證；也許美國卑史太短暫，人們便太願意回憶，這有遍佈美國的繁多紀念雕像爲證一有的雕像甚至只是紀念中國人常常看木上眼的某次小戰鬥或者某位小獸醫。
“文革”二十週年的紀念，在國內一片關於物價和走後門的嗡嗡議論聲中，幾乎靜悄悄地過去了。在美國，卻有衆多的報告會、討論會、書展、電影周海報一一有我們熟悉的《毛主席接見紅衛兵》《決裂》《紅旗渠》等等。
紅衛兵在美國鼎鼎有名。有幾次討論會中，我向洋人談起魯迅、巴金、沈從文，面對着一臉臉茫然，我不得不趕緊插入有關注解。但談起紅衛兵，尺6010118這個詞他們都懂。我還察覺到，當我提到自己曾經當過紅衛兵，他們眼裏都閃示驚訝暗暗吞下某種疑懼。
五光十色的美國電視中常常出現一個串場的胖大傢伙，箍一套窄小的草綠色軍服，臂佩紅袖章，腰束寬皮帶，動不動就傻乎乎地拳打腳踢或蛇行鼠竄，袖章上就有漢字“紅衛兵”。我到達愛荷華那天，一位臺灣留學生開車來機場接我，當他聽說我曾經是紅衛兵，立刻眼露驚悸，停下車招呼他的同伴：“來來，我們把這個傢伙丟下車去１
我明白了，在很多海外人的眼中，中國紅衛兵就是土匪，是納粹衝鋒隊。一代人在那個年代流逝的青春之血，在他們眼中不過是幾縷髒水。
而這種看法，已不可更改地載人了全人類的思維詞典將直至永遠。
我說還是不說呢？我得費很大的勁才能向他們說清楚，“文革”遠不是那麼簡單，至少不像一些“傷痕”影片反映的那麼簡單。我得說明紅衛兵複雜的組織成分和複雜的分化過程，說明了紅衛兵在何處迷失和在何處覺醒，說到當時青年思潮中左翼格瓦拉和右翼吉拉斯的影響，再說到“四五”天安門運動以後的改革進程……但我發現，他們總是似懂非懂地點點頭，隨即去切牛排或開啤酒，看來沒有聽下去或問下去的興趣。燈紅酒綠，室溫融融，也許這個問題是不能在異國的餐桌上談清楚的。
談清楚了又如何？種種傷痛與他們沒有關係。我對洋人們在餐桌上是否有更多的談資和笑聲得那麼負責嗎？
奇怪的是，在紅衛兵被千夫所指的美國，居然還有紅衛兵公開活動。這是在舊金山，夜已經很深了，我與另一位朋友好容易找到一家偏僻的電影院，看一部正在獲得好評的電影《長城》。這部影片表現一個美籍華人帶着白人老婆及子女回北京探親的前前後後，展示中美文化的異和同。觀衆不時大笑。據說此片後來在國內演過，卻沒有引起多少笑聲，自然是因爲觀衆對美國社會缺乏瞭解，不能會心於影片的幽默。
我們看完影片，在影院大門口碰到一位正在分發傳單的姑娘。傳單上不是通常那種食品廣告，而是毛澤東像和《白毛女》劇照：喜兒劈腿大跳把來復槍高高舉起。然後有黑體大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二十週年紀念委員會。
我發現這位姑娘金髮碧眼，身體清瘦，薄裙下面兩條裸露的腿在深夜的寒風中微微哆嗦，手臂還攏着一大堆沉重的傳單。I“能知道你的名字嗎？”
“弗蘭姬。”
“你到過中國嗎？”
“沒有。”她臉上浮出蒼白的微笑。
“你爲什麼贊成‘文化大革命’呢？”
“‘文化大革命’是無產階級的希望。沒有革命，這個社會怎麼能夠改造？”
“我是中國大陸來的，我可以告訴你，就是在這些照片拍下來的時候〈我指了指傳單在中國，成千上萬的人受到迫害，包括我的老師，包括我的父親。還有很多紅衛兵，因爲一封信或一篇文章，就被拉出來槍斃……”
“人民在那個時候有大字報，有管理社會的權利。”
“不，最重要的權利，是被利用的權利，是進入監獄和效忠領袖的權利。你懂不懂‘效忠’？懂不懂‘牛棚’？”
她認真傾聽着，沒有表示附和，只有怯怯的微笑。
我們友好地交換了地址，我答應寄一些有關“文革”的材料給她。到這時，我才知道她原是英國人，正在美國從事職業革命。她和一些紅衛兵同志在舊金山合租了一處房子，靠打零工爲生。
又有幾家商店熄燈了。天地俱寂，偶有一絲轎車的沙沙聲碾過大街，也劃不破舊金山的靜夜。弗蘭姬揚揚手，送來最後一朵蒼白的微笑，抱着傳單橫過大街一大街空闊得似乎永遠也走不過，永遠也走不完。
回到旅館，我細看了一些傳單的內容：
今年是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二十週年紀念。從一九六六到一九七六，中國億萬人民在毛澤東領導下投入了工人階級徹底改造社會的鬥爭，特別是推翻了中國共產黨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工人、農民、青年學生和其他勞動人民從下至上，創造了很多社會主義新生事物。還記得赤腳醫生嗎？造反學生首創性地走下農村向農民學習並同時傳播造反精神；工人農民和科學家一起把科學研究從象牙塔中解放出來；小說、戲劇、繪畫、電影、芭蕾等等把工農兵推上舞臺，成爲主宰社會的英雄；工人舉行政治辯論並在工廠張貼大字報。這些地震般的事件激動了全球每個角落的億萬人民……
對於八十年代的中國人來說，這些久違的語言當然有一種滑稽味道。但我笑不起來。也許任何深夜寒風中哆嗦着的理想，都是不應該嘲笑的一一即便它們太值得嘲笑。
我想起了另外一些洋人。一位住在芝加哥的股票經紀商，有次爲了紀念父親的誕辰，在某大學以他父親的赫赫大名設置了一項獎學金，僅此一項就隨意花掉了八十多萬美金。他鶴髮童顏，臉上滲出粉紅色的微笑和富足感，把我迎進了他綠林深處的別墅，自稱是共產黨要消滅的資本家。在幾乎是押着我細細觀賞了他的廚房、餐廳、客廳及燈光設備以後，他抓拿着懷中一隻大白貓笑了：“在中國有多少幢這樣的住宅？十幢？五幢？”然後用一陣哈哈大笑自己作了回答。
我還想起了另一對芝加哥夫婦。兩人早出晚歸出門掙錢，鬥志昂揚地把一天天生命變換成分期付款單上的購物，以致週末妻子也常常在家接待生意人命無暇探望父母。妻子又懷孕了，那天小兒子猛踢媽媽的大肚皮。父親驚訝地問：“你踢媽媽幹什麼？”小崽子恨恨地說我不是踢媽媽，我是踢弟弟。我要讓他現在就知道，我是他的老闆！”
這些也是美國人。那麼我能接受哪一種人的美國呢？是深夜街頭的弗蘭姬，是押着我羨慕他家客廳的股票商，還是立志要用腳尖來奴役弟弟的小老闆？
後來，我才得知，像弗蘭姬這樣的極左派在美國還有一些。我收到另一張傳單，標題是《我們是俄國十月革命黨》。當時我正在加州柏克萊大學學生會大樓前的廣場中啃土豆條，肩頭扛着陽光的光熱。很多學生夾着書本，端着紙杯熱咖啡，熙熙攘攘在廣場中聽政治演講。更多的學生匆匆而過對勞什子演講無暇一顧。高臺上有十來位男女舉着標語牌：“巴解組織加油！”“以色列殺人犯！”“我愛卡扎菲”一其中“愛”字照例以一顆紅心替代。有人在話筒前張合着嘴巴，聽不清楚。臺下鬧哄哄地發出咒罵和升起很多拳頭，噴散着酒氣和奶酪味，用以干擾演講和保衛以色列。一位肥胖的大鬍子衝着臺上怪叫了一聲，引起了鬨然大笑。人更多了，散發傳單和推銷可口可樂的人也就更加有所作爲。明信片銷售攤上有總統夫人南希的頭移植到電影演員史泰龍的身上，赤膊上陣，手持卡賓槍—唯胸前添加了一抹乳罩，雌雄難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