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素價格扭曲是窮人補貼富人
搜狐財經：現在大家都在說“新常態”，前不久國家發展研究院還辦了一個新常態論壇，您是怎樣理解新常態的？
黃益平：我理解新常態主要是兩個方面。
第一方面，從經濟角度來看，過去我們的經濟增長模式有問題。政府一直在說，包括溫家寶總理都說，我們過去的增長模式是不可持續的，所以一直想轉，但是沒有轉過來。我想以後更加平衡、更加有質量的增長，可能是我們下一步所謂新常態的一個部分。
第二個方面，所謂新常態，也是告別我們過去的這種增長方式。在低收入階段，我們依靠低成本和大量的資源投入來推動經濟增長；到一定階段，進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以後要更多靠創新、靠產業升級來推動經濟增長。
搜狐財經：您覺得從什麼時候起中國經濟算是進入了新常態？
黃益平：我想這是一個過程。很難說是什麼時候已經進入了新常態。我自己的看法是，變化現在已經開始了。舉個例子，我們看到增長速度已經在不斷放慢，政府、社會各界似乎也開始接受低於8%的增長。另一方面，我們看經濟其實已經開始發生變化。舉個例子，外部賬戶的失衡調整已經基本完成，我們看到消費佔GDP的比重在增加，服務業、第三產業比重已經超過第二產業的比重，收入分配已經改善。也就是說這個變化已經開始，但是這個過程會維持相當一段時間。
我自己過去有一個比較簡單的分析，就是所謂的增長模式的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是跟我們過去的兩個改革的雙軌制有關係。第一個就是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的雙軌制。雙軌制好處就是讓你平穩過渡，不會把所有國有企業都關掉，這樣會導致失業、經濟活動下降滑坡，等等。我們是把國有企業給保護住，但是又讓民營企業更快地發展。這個策略應該說比較理想，因爲它比較平穩。但是它的問題是，雖然國有企業在發展過程中的比重在減少，但是它的宏觀效應其實沒有減少。
在0世紀90年代，我們知道國企全行業虧損，後來抓大放小，跟兩個問題其實也有關係。一個是90年代初財政收入佔比大幅度下降，另外一個就是國企貸款幾乎釀成一次銀行危機，銀行的不良貸款佔了0%到40%。這樣一個狀況說明第一個雙軌制是有一些問題的，抓大放小以後解決了一大部分問題，但其實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我們今天還在討論國有企業改革，其實是說前面第一個雙軌制落下來的問題還沒有得到充分解決。
但是第二個雙軌制討論比較少，我自己做的研究比較多，就是關於產品和要素市場的雙軌制。產品市場都放開了，要素市場扭曲很嚴重。要素市場扭曲體現在勞動力市場有干預，對於戶口制度，對農民工和城市居民不同對待。在土地市場，我們大家都知道，農村土地是集體所有，城市土地是國家所有，轉換使用方向和拍賣、出售都要有政府介入干預。這裏面其實有很多扭曲的因素。能源價格也有很多幹預。最嚴重的應該是金融市場，中國的金融扭曲在世界上應該說是屬於最嚴重之一。
所有這些要素市場的扭曲共同的特點，就是普遍壓低我們的生產成本。普遍壓低生產成本的一個後果，相當於變相補貼企業，變相補貼生產者、投資者和出口商，但是向居民徵稅。也就是說，三十幾年的改革，這種不對稱的市場化，有一點類似於從居民向企業的收入再分配過程。更細一步說，其實是從中小企業向大型企業收入再分配的過程，從窮人向富人收入再分配的過程。這樣一個特殊機制的結果就是投資的激勵很強、出口的激勵很強、生產的激勵很強，但消費跟不上，收入分配不公平，環境污染、資源利用效率比較低，等等。
我們過去看到的所謂的增長模式，溫總理說的增長是不平衡的、不協調的、低效率的、不可持續的，它其實是一個方面。另外一方面我們也都知道，每年保持10%的經濟增長，實際它是很成功的。但是這兩個方面實際是同一個增長模式的兩個表現，而它後面爲什麼會出現這樣一個很特殊的增長模式，我覺得跟我們不對稱的市場化策略有關係，其實就是要素市場的扭曲很嚴重。
我們似乎已經出現走向新常態的跡象，收入分配好像已經開始改善，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消費比重在上升，服務業開始加速發展，外部經常項目順差已經降得非常低。但是到目前爲止，這些改變主要是因爲勞動力市場的變化，就是勞動力短缺。我們現在都看到，民工的工資從004年到014年，平均每年上升15%，它其實對經濟結構造成了巨大的影響。工資一上升，投資回報下降了，生產的利潤下降了，出口的競爭力下降了，所以經濟活動開始放慢，但是居民收入增加，所以消費開始增加。窮人靠工資收入，富人靠投資回報，所以我們的收入分配改善了。這樣看來，工資變化其實是因爲勞動力供求關係變化，而不是政策的變化。主要是市場本身的變化。
下一步，產業轉型，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要素市場放開。把半拉子工程做完了，把剩下還沒有放開的市場放開，集中在要素市場，土地市場、能源市場、資金市場是最明顯的，包括勞動力市場、戶口制度改革、社保體系改革等等。最核心的可能是金融改革，因爲金融扭曲最嚴重，對市場經濟來說金融的運作也最重要。
但金融改革有一個前提：國有企業改革非常重要。舉個例子，我們要利率市場化，但是利率放開來，國有企業行爲沒有改變，軟預算約束沒改變，會導致什麼樣的結果不太好說。這是一個方面。這些改革都會推進，到底能推多少有一些不確定性，但我想這個方向很清楚。第二個，也是一定會發生的事情，但是最後結果還不知道，就是中等收入陷阱的問題。過去我們很多有競爭力的企業，現在都沒有競爭力了，這和我前面說的勞動力市場變化也有關係。經濟發展以後，你的成本大幅度提高，過去靠低成本勞動力發展勞動密集型製造業，我們做得很好，全球製造業中心，生產低附加值、勞動密集型的產品，現在已經不行了。所以下一步怎麼做？能不能克服中等收入陷阱往上走？我覺得還有一些不確定性。
搜狐財經：如果按照您剛纔說的，對要素市場的扭曲進行改革，經濟增長會增高還是會降低？
黃益平：從增長速度趨勢來看，增長速度往下走，我覺得是必然的。我們國家還有一些比較特殊的因素，舉個例子來說，我們可以看到兩個因素。第一，過去勞動力一直在不斷地增長，農村向城市的剩餘勞動力轉移源源不斷，現在沒有了。而且從總量來看，1998年剛剛提出“保8”的時候，我們勞動人口每年800萬的增長，現在是每年00萬的減少，這就意味着總的勞動供應增長速度已經明顯下降，所以經濟增長速度會回落是很正常的。第二，我們其實在過去相當於不斷向企業提供變相補貼，現在這些補貼要取消掉，它實際會意味着有一些經濟活動會放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