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軍一日之內連打兩仗，連戰皆捷.不過其傷亡人數也達到了1000餘人，爲與朝廷開戰以來單日之內傷亡最大的一天。京師東郊大戰，中華軍也傷亡千餘，不過那時連續兩日作戰後的統計。
第二旅從武清縣趕來，接替第一旅爲後衛，中華軍步軍撤離河西務戰場，與次日早晨退到了武清縣城。騎兵團追擊官軍一直到了保定城下，三日後才返回武清。
大批的官軍俘虜被押往天津衛。現在，原先的衛城以西的大校場已經成了俘虜營。
而在大沽口海岸邊，綿延一裏多的臨時營地內，大量的俘虜正在等待轉運。幾百艘小舢板、當地的漁船甚至簡易木筏都在大沽口河口、海灘上忙碌不停，把大批人員轉運到距離海岸線三裏外的中華公司船隊上。在依舊漂浮着流冰的渤海上，幾百艘打着藍底中字旗的大帆船正在那裏忙着“裝貨”。
等在海灘上的，大約有數千名想要移民到琉球、臺灣、呂宋或者南洋殖民地的本地人。這些華北農民大多數是京津衛附近皇莊、官莊的佃戶。中華軍並沒有觸動土地制度的動力，尹峯也從沒想過要對土地制度動手。對於一般的地主階層，中華軍只要他們不搗亂，就不會去觸動他們。中華軍的原則是打擊朱明皇室和皇親國戚，所以對皇莊和官莊一律抄沒財產，燒燬地契，解散佃戶。不少皇莊佃戶、奴僕因此擔心遭到官府報復，決心跟着中華軍一齊撤離。
不過，在海灘上等着出海的，更多的是官軍俘虜。
北線歷次作戰下來，大約產生了5萬多官軍俘虜。中華軍在對荷蘭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作戰時，經常把敵方軍官、士兵俘虜用來賺錢。由於明軍沒有拿錢贖回自己軍官的傳統，中華軍對這些軍官俘虜區別對待：有武舉功名的中高級軍官一律釋放，用來營造與朝廷和解的氣氛；那些靠軍功上位的軍官，則統統被裝船運到了海外；他們和大多數士兵俘虜一樣，需要在中華公司殖民地做兩年苦工爲自己贖身。其後，他們願意做什麼就做什麼，想回老家也可以。
當然，也有一些下級軍官和兵丁自願投效中華軍。這些人爲數不少，在5萬多俘虜中有大約8000多人願意參加中華軍。陳衷紀可不想讓明軍的軍紀帶壞中華軍士兵，也不想打擊明軍士兵投降的“積極性”，因此就地組建了由俘虜組成的幾支徒手輔助部隊實際上就是軍營中的苦力。不過，事先和那些小軍官們說好了，中華軍軍紀一律六親不認。而且，他們想加入正規中華軍部隊，一開始只能以士兵身份參加地方保安隊-莊丁隊，而且必須經過軍校的學習且考覈合格、或者參加海外殖民地的駐守作戰任務，然後纔有進入正規軍部隊、升遷軍官的可能。
在陳衷紀看來，經過這些程序後，還能夠堅持加入中華軍野戰部隊的人，應該已經被中華公司的理念同化的差不多了。
北運河邊的戰鬥結束後，官軍全線停止了行動。京衢直隸境內的地方部隊、勤王部隊全體就地休整。僅僅一天之內，朝廷主戰派寄予厚望的四川白桿兵和車營部隊都被打得幾乎全軍覆滅，這使得主戰派官僚失望之極。
主張招撫的一派跳了出來，聲勢頓時高漲。
此刻南線的局勢十分平靜。安慶之戰後，在太湖沿岸，顏思齊帶領第五旅一直向南打到湖州城下，然後才施施然返回蘇州。他再次將張鶴鳴集結起來的數萬軍隊打敗了，其中包括數千貴州苗族土司兵。
此後幾個月，官軍和中華軍全都停止了行動。
中華聯合公司商貿部幾乎把總部的人手全抽調往江南來了。他們一邊在江南繁華之地過年，一邊大作生意。曾景山帶着呂宋分公司的人也來到江南，公司董事會的幾個巨頭也來了，聲稱要在冬季北風轉變之前，把江南今年出產的絲織貨物、茶葉、布匹以及其他手工藝品統統掃空。
江南地區在這時已經普遍種植棉花等經濟作物，由此產生的衍生產品促使這些地區商業繁榮，較之純粹的糧食生產收入更高。從松江府的華亭、上海到蘇州府的嘉定、太倉、崑山、常熟，大多“三分宜稻，七分宜木棉”，農家“多種木棉”，“專業紡織”。棉花種植及與此相關的紡織業的收入，成了這裏農家主要的經濟來源，棉作收入本已超過了稻作收入，而紡紗、織布，其收益就更爲可觀：“農村紡織尤尚精緻，農暇之時，所出布匹以萬計，以織助耕。”
徐光啓在《農政全書》中說道：“(松江)壤地廣袤不過百裏而遙，農畝之入非能有加於他郡邑也。所繇其百萬之賦，三百年而尚存視息者，全賴此一機一杼而已。”單純種植糧食作物的農家，其實已經不多了，貿易發展使得農業特別是糧食生產已經不再是江南地區的主要生產活動，以紡織業爲代表的手工業已經成了江南地區的經濟支柱。因此江南雖然說是魚米之鄉，但也是需要外地糧食運來調劑市場的。普通農戶一般在開春之前闔戶紡織，以布易米而食，貧窮之家經常家無餘粒，以致到了五月要下田幹活時，則又取冬衣典當易米而食。
中華軍士兵也是頭一次在江南繁華之地駐紮。戰爭總是會造成破壞的，特別是蘇州和太湖東南沿岸，不少村莊在中華軍和官軍的拉鋸戰中被燒燬，莊稼作物也被毀滅。而且由於戰爭，官軍封鎖各處要道，湖廣的糧食無法順利運道江南，一些地區出現了糧荒。
還好，中華公司有着臺灣、呂宋作爲基地，臺灣的屯田農莊已經多年開發，進入高產期；呂宋大片土地在各大商幫買下後，大種植園經濟發展迅速，所產的水稻、玉米、土豆、甘薯之類的作物已經開始向內地各地銷售了。
尹峯早在入冬前就下令公司組織了幾百艘大型運輸帆船，運載大量糧食來到江南一帶。中華公司的那些大股東們也組織了不少自家船隻，乘着在江南大作生意的機會，順帶着賑濟饑民、收買人心。
在南直隸多的是開國功勳之後、高官富豪，從國初開始就“富家巨室，爭買田宅”，國朝新貴六國公、二十八侯早在洪武四年(1371年)已擁有佃戶三萬八千一百九十四家，功臣高官的土地佃戶更加不可勝數。而中華軍在江南，僅僅是將矛頭指向這些鬧事的勳貴國戚，而那些老老實實躲在家中的貴族們，在那個華軍並未去觸動他們的利益。這一切緩和的舉措，實際上在江南各地，沒有給官紳階層在經濟利益上造成太大的震動。
中華軍對士紳階層最大的衝擊就是：中華軍給全國經濟最發達地區展示出了良好的軍紀和廉潔的作風，給全國士紳展示出了一股強大的勢力，可以顛覆現有統治秩序的政治勢力，而且是商人爲主導的武裝力量。
這使得傳統上的士農工商秩序完全混亂了，從而也使很多士人腦海中的，也是傳統文化中關於治國之道的理念發生了動搖。中華軍武力超強，中華公司富甲天下，船堅炮利，這並未引起士紳文人們太多的反感，因爲這可是解釋爲海外蠻子奇技yin巧，不足以動搖這些文士的文化自信，也就是劉宗周這夥人所謂“立國之道，尚禮儀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但是，中華軍和中華公司政教人心修明，買賣貿易公平，輕稅減賦，甚至修繕文廟學校、開拓水利，一個商人集團居然做起歷代歷朝治世盛世時所幹的事情，這就大逆不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