炮聲漸漸停息，寬闊的長江江面上霧氣和硝煙漸漸散去.
中華軍水軍第二艦隊統領、水軍副總管葉華在自己的旗艦飛雲號指揮艙中看着地圖。傳令兵衝了過來，略帶着緊張的聲調大聲報告：“報告，敵軍用火船了！”
“慌什麼”葉華嘟嚷着走到前窗，舉起望遠鏡看着前方江面。
這一帶是安慶府附近最寬廣的江面了，水軍第二艦隊主力戰艦飛雲號（三層炮艙、80門炮）帶着二十艘三桅炮艦以及八十多艘改裝過的平底沙船，由蕪湖逆流而上攻擊安慶。安慶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具有相當的戰略意義，安慶之得失關係淮南之全局，如官軍想要收復金陵，此地就是必爭之地。
南京兵部尚書張鶴鳴自從蘇州城郊一戰大敗後，並不泄氣，拼命從周邊地區調兵想扳回一局。葉華艦隊突襲安慶時，他剛好在安慶府督造戰船。這一天早晨，少數水師戰船在一開戰就被中華軍炮艦打沉了。
張鶴鳴根本不懂水戰，只是想着要模仿一下赤壁大戰。他早就下令蒐羅所有安慶府境內的漁船、渡船以及船廠尚未造好的帆船，聚集在安慶江面上，原打算到時順江而下去攻打南京的，如今他下令官軍把這些船統統拉到江面上，然後付之一炬，讓火船順流而下飄向中華軍艦隊。
中華軍水軍日常的訓練中就有火船攻擊的項目：不過中華軍火船是要靠大膽的水手操縱，逼近敵方戰船後才點着火發起攻擊，有時得冒着炮火撞到敵船後才點火，同時操作的水手就跳海逃生。而官軍則找不到敢於冒死在敵方炮火下操作帆船的水手，只好遠遠地點燃了火船，砍斷纜繩任其順水漂流，能不能撞到和引燃敵船，全靠運氣。
葉華看到江面上一片火光沖天，一條火線緩緩地順流而下，不由地冷笑道：“這有什麼用？純粹是在lang費木材！”
他下令調動平底沙船上前方，利用它們能夠在淺緩的江底上靈活行動的特點，用炮火摧毀那些火船。每艘沙船都攜帶上沙袋，懸掛在船舷周圍用來防撞防火，並且準備了用來抵住火船行動的帶鐵尖的毛竹竿。其餘的戰艦都開始轉舵，緩緩地後退，爲沙船與火船之間的周旋騰出空間。
張鶴鳴與安慶參將及湖廣方面來的官軍部隊集結在江岸邊，充滿着希望看着火船順流而下。一團團火焰在水面上燃燒，煙霧和硝煙瀰漫在整個江面上，很快就使得整段江面上什麼也看不清了。由於順流而下速度太慢，那些火船常常是一邊燃燒一邊下沉，還沒來得及攻擊敵人就先自我毀滅了。
濃煙中不斷傳來中華軍水軍戰艦的炮擊聲，還不時傳來幾聲巨大的爆炸聲。幾支飛得過遠的火箭落在了官軍集結的江岸前水面上，炸開一團團火光。
炮聲漸漸稀落，濃煙依舊是瀰漫在江面上。大約一個時辰後，安慶知府江方實在忍不住了，小心地湊到張鶴鳴跟前，小聲問道：“張大人，這海寇多半是灰飛煙滅了吧？”
“啊！”他話音未落，張尚書倒退一步，周圍的衆官軍將領、士兵、安慶府的官吏都齊齊發出一聲驚叫。
在長江江面上，一艘懸掛着藍底中字旗雙桅沙船由濃煙中衝了出，除了周身被煙火燻黑的地方外，完好無損地向安慶府方向衝來。
更多的中華水軍戰船衝出了煙霧，一邊發炮一邊向江岸邊衝來，幾發實心鐵彈將聚集在江邊的官軍打翻一大片。
“逃啊！”官軍發出一聲喊，大傢伙一齊轉身向安慶城內跑去。兵部尚書張鶴鳴蒼白着連，被親兵架上馬，連拖帶拉地向城內跑去。
當夜，一部分官軍棄城而走，安慶城內一片混亂，兵部尚書張鶴鳴無法控制部隊，只好也開城逃跑。
葉華的侄兒葉鷹帶領1000名水手火槍隊員夜襲安慶城，結果發現城牆水門洞開，官軍已經放棄了城池，連夜逃跑了。安慶城落入了中華軍之手，由此南直隸的兩個政治中心南京應天府和安慶府已經全部被中華軍控制。在控制區內，中華軍設立了南京鎮守府管轄着幾十座城市。
尹峯在那天送走楊廷筠和李之藻後，又接見了理學大師劉宗周、江南名士夏允彝。
相比楊李這兩位眼光深遠、心胸開闊的人物來，這兩位則體現出了明人那股尖酸刻薄、不近人情、一味高唱至高無尚的原則的氣味。中國人號稱講究中庸、太極，但是走起極端來，一點都不比西方人弱。西方人喜歡在宗教上走極端，而中國人在道德上走極端，性質其實差不多。
劉宗周此行大有抬棺罵賊的意思，上來就大罵尹峯大逆不道、提倡商業是蠱惑人心、開海禁是勾結外夷動搖國本。尹峯被他說得某名奇妙，耐着性子與之辯論。劉宗周把他的“六大誓約”批得體無完膚，特別是涉及到限制皇權的那些部分：不能隨意徵稅、不能肆意抓人、廢除採買和攤派等等。
尹峯問他：“孔子說苛政猛於虎，東林中人也說礦監稅使禍國殃民，爲什麼我們不能要求朝廷立下‘不隨意徵稅’的法規？”
劉宗周立在房間中央一開始他就決絕就座扯着嗓門喊道：“施仁政是聖主之事，你等商民感恩戴德就是了，”
“你的意思，仁政是皇上的恩賜？臣民繳納賦稅是天經地義？”
尹峯是穿越者，無論如何無法理解這些文士對徵稅、施仁政之類的看法。尹峯的那個時代，流行的是西方傳來的國家和人民的關係理論：國王要向國民徵稅，必須首先徵得國民同意，而要徵得同意，須首先說明徵稅目的，說明是否代表國民利益。於是，“共同利益”、“共同需要”、“共同同意”等問題便在國王與國民的討論、爭辯中逐漸明朗，並形成了一定的概念和理論。但在這個時代，中國的明朝時期，在人們的觀念中，納稅是天經地義的事情，皇帝如此，官員如此，臣民也如此。所以，不僅臣民不會質疑徵稅的合理性，質詢他們在其中應享有什麼權利等等，即使是那些抨擊“苛政猛於虎”、爲臣民鳴不平、甚至爲民請命的受過良好教育的高素質官員，也不會認爲這裏存在什麼問題。
尹峯覺得和劉宗周這樣的人討論政治和經濟、國家和人民權利等問題，完全是雞同鴨講，根本不會有什麼結果。他也不想就此對這個書呆子動手，成全他沽名賣直的意願。尹峯直截了當地說：“我等臺灣商民既然能夠打下南京，也能打下北京，奪取天下也不在話下。顧念朝廷立國200餘年，天下大亂百姓遭殃，所以纔想着要與朝廷談和。如你們一味強硬，逼我等走上絕路，到時玉石俱焚，我可就顧不得了。劉先生，你在我處無需多說，你去對沿海百萬漁民去說、去和我臺灣百萬軍民去說，看他們能否聽你的勸說，自覺自願放下武器投降朝廷。你覺得這可能嗎？”
劉宗周等明未儒生，最大本事就是在空泛虛無的“格致”“人心”等理論中鑽牛角尖，一旦遇上需要解決現實問題的時候，就束手無措了。所謂“平時束手談心性”，到緊急關頭就“一死報君王”，對於解決具體事務拿不出任何行之有效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