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軍戶子弟在明未實質上已經和民戶在政治待遇上相差無幾.世襲的軍官得到是傳統儒學教育，那些爲考武舉而設定的教學內容空泛而不實際，軍官得靠資歷逐級晉升，所掌握的戰爭知識主要依靠在內戰外戰中的自學摸索，長輩、同僚的言傳身教。士兵階層則更沒有任何系統的軍事知識培訓，至多學習一些諸如隊列和兵器的使用，甚至根本沒有訓練。
因此，尹峯無法參考中國現有的所有軍事制度，只能在借鑑西方火器時代軍事制度基礎上設計中華公司的近代化軍隊體制，這對於文化程度很低的海盜、漁民、農民等階層來說，在訓練過程中就會淘汰一大批人。因此，尹峯採取的是典型的精兵路線，肅然護衛隊包括水軍、步軍、騎軍、炮兵總計20000人（不包括半脫產的莊丁隊），但是軍費開支一點也不比朝廷在九邊養兵幾十萬人耗費的少。
這些費用除了每年的額定費用外，超出的部分全是尹峯用自己的那份股份分紅在開支，加上李麗華提供的一部分費用。因此，護衛隊等同尹峯的私兵，這並不是尹峯創立這支軍隊時的初衷，但是現在董事會部分成員的不合作態度，逼得他不得不自己掏腰包養兵。
中華軍的完整軍官、士官、新兵、後勤制度已經在這五年裏漸漸完善起來，軍校培養的第一代士官生、新晉軍官已經進入部隊基層，中華護衛隊正進入快速穩定發展階段。這時候穩定增長的軍費就成爲了這一切的基礎。
尹峯這些天在爲軍費開支煩惱，聽聞倭寇即將對琉球動手，更加煩躁不安。
大規模的擴軍勢在必行，但是軍費成了瓶口，這是尹峯最爲惱火的地方。中華公司有錢，整個大明帝國的田賦稅收都不如中華公司每年貿易利潤多。然而，那些董事會里的商人普遍地認爲中華軍已經夠強了，和官府也已經談和，暫時是不需要擴軍備戰了。尹峯也不想破壞自己設立的規矩：重大經費開支和重要的行動必須通過董事會商議決定，因此時近年尾，明年的軍費開支額度一直都沒確定下來。
但是對倭寇作戰的準備工作不能停。除了同級別的“馬尼拉號”將常駐呂宋島外，飛字號的戰艦已經全部聚集到臺灣港，加上臺灣船廠建造的900噸級、60門大炮的飛鷹號，總計有飛虎、飛豹、飛狼、飛鷹四艘大型戰艦。
其餘擔任護航和兼做運輸商品用的20艘三桅大型福船，常駐臺灣、澎湖的10艘三桅福船、50艘兩桅福船，上百艘小型帆船和漁船齊聚魍港和雞籠淡水等地。這是中華公司水軍成軍以來，最大的一次集結了。趙鐵的“狂飆團”將出戰琉球，眼下正分批北上在臺北地區集結，將在明年三月份前出發北上。
中華軍作戰部的年輕軍官們，在老將軍陳第和葡萄牙老僱傭兵庫特雷等一些外籍軍官帶領下，正在沒日沒夜地策劃作戰方案。針對日本人的戰爭就沒必要對西洋人保密了，所以這一次作戰的參謀班底包括了大量外籍軍官。
馬加羅訓練的黑人親衛隊已經擴充到了150人，顏思齊的軍校學生軍在剿滅大肚番國的戰鬥中立功不少，當先衝入剛仔轄社，俘虜了國王（部落聯盟首領）剛仔轄（這是大肚番國國王的姓）。於是，尹峯批準顏思齊成爲新編的獨立營營長，主要士官、軍官都是學生軍中的干將，因此人稱“童子軍”。
中華公司正在集結兵力備戰，薩摩島津家方面也正在緊鑼密鼓地訓練士兵。各地絡繹不絕來到薩摩藩的lang人武士在年尾時已經達到了1000人之多，島津家此戰雖然得到德川幕府的批準，但也不想因爲聚集一堆lang人惹得駿府的德川家康不滿，主動讓前來監督備戰情況的幕吏山口直友掌管lang人武士組成的“拔刀隊”。伊達政宗派出支援的500名士兵、100名武士也已經啓程。
達斯馬里納斯修道士成了島津家的練兵總管，每日在操場上不辭辛勞地訓練鐵砲手。日本人的喫苦耐勞精神還是能夠適應它的魔鬼訓練的，只是，此刻的修道士完全不像一個上帝的傳教士，根本就是一名鐵血的西班牙軍人。
尹峯重視情報工作是世人皆知的，但是對於封閉的日本國內情況，或者是薩摩藩的行動中華公司想盡辦法也只能從間接渠道探聽；外國傳教士、商人或lang人。
陳衷紀這些天已經往首裏崇元寺好幾趟了，企圖拜見崇元寺的副主持宜謨裏主。
琉球和日本之間的外交往來，往往是由僧人作爲使節的。這位副主持宜謨裏主剛剛前往日本國出使回來，陳衷紀想向他打聽一些日本國的情況。
琉球國這次出使，主要就是爲解釋琉球國無法派遣正式“謝恩使”的。
所謂“謝恩使”，完全是幕府和薩摩藩的無理取鬧。自萬曆三十年(慶長七年﹑公元1602年)﹐先後發生了數起琉球國漂流船隻事件。第一宗爲琉球船隻漂流到仙臺藩(公元1602年)﹐第二次漂流到平戶(公元1603年)﹐第三次是派往明朝的貢船﹐也漂流到了平戶。每次漂流船隻事件﹐都在家康特別指示下﹐受到安全遣返。尤其是最後一次﹐家康想重開對明朝貿易的企圖已經破滅﹐所以就更加用心處理。可以說﹐家康期待琉球的船隻失事漂流到日本﹐越多越好﹐藉此向琉球施恩﹐使之對日本遣送之情心存感激﹐進而得到琉球在對明朝外交上的幫助。
家康將護送琉球船員的任務交付島津家﹐不得有所怠慢﹐務必保證琉球人的生命安全，同時命島津致函琉球中山王，要求琉球國派遣“謝恩使”。家康對此高度重視﹐無非想令琉球感受到日本的好意。但是，薩摩是琉球與日本溝通的窗口，歷史上島津家與琉球國素無深交。原因不外是島津家恃強凌弱﹑對琉球的高亢態度。早在室町時代，薩摩就單方面宣稱琉球是島津家的附庸(其實是毫無根據)，這是琉球國一向所厭惡的。由於島津家從未將琉球作爲一個獨立的﹑與日本對等的國家看待﹐處處羞辱琉球，所以琉球一直對島津家敬而遠之，若即若離。而這次日本居然要求琉球向家康派遣謝恩使(按規矩只能向上國派遣謝恩使)﹐無疑又在間接羞辱中山王。當時琉球國掌權的是親明派的謝名親方鄭迥，對於日本的要求堅決反對﹐認爲不應該向趾高氣揚的日本派遣任何形式的使節。結果，經過薩摩的多次催促，琉球國方面依舊無意派遣正式使節來日本答謝家康遣送琉球船員的恩惠。
萬曆三十四年(公元1606年)﹐明朝的冊封使夏子陽前往琉球冊封尚寧，日本不得不發出最後通牒﹐威逼琉球立即派遣謝恩使前往日本。但是﹐琉球最終以爲接待冊封使爲由﹐只派出了崇元寺的僧侶宜謨裏主前往日本解釋琉球國無法派遣正式使節之事。同時﹐島津方面也派遣烏原宗安前往琉球﹐將薩摩的書信呈遞中山王尚寧﹐執意要求琉球儘快派遣正式使節。1608年(日本慶長十三年)，島津氏根據幕府的命令，派遣大慈寺僧龍雲前往琉球，再次督促琉球國派使者來“謝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