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峯環視衆人，見大家都在看着他，繼續說道：“這些西洋人和我們中國商人不一樣，他們如果做生意比不過我們，那就會動起刀槍，明搶明奪.這一點，你們諸位沒有去過呂宋的，可能不太有感覺。”
黃程點點頭，說：“這幫西洋蠻夷，確實有時就是海盜！”
尹峯說：“所以，我們中國商人要想多賺錢，要想讓這些西洋人規規矩距做生意，就得讓他們看到我們的力量。我們華興聯號這幾天所做的事，就是在給紅毛夷示威。”
有商人搖頭說：“難道，我們還能比得過西洋蠻夷的力量？除非官府能派兵徵徼，我們這些卑賤小民有什麼辦法？”
尹峯搖頭：“你說錯了，現如今我們不是剛剛打敗他們嗎？”
“那隻是一時僥倖，如果紅毛夷源源不斷派兵來打，你該如何辦？”黃程也在搖頭。
尹峯得意地想：在這裏，還有誰比我更瞭解荷蘭歷史呢？
“紅毛夷舉國不過百萬人，所經營的生意遍及世界各。紅毛夷在我們中國周圍、南洋一帶，統共不過千餘人，需要對付南洋土邦，澳門佛郎機人，呂宋干係臘人；他們在歐羅巴洲的老家，和周邊國家還在交戰，戰爭已經打了50多年。”
一幹大商人雖然經營對外貿易，但是他們對於紅毛夷的瞭解，除了知道是和佛郎機人一同來自某地，其餘幾乎是等於0。所以，他們聽尹峯所說的話，聽得大多迷迷糊糊的，將信將疑。
“而紅毛夷最大的敵人，就是他們的前宗主國，干係臘人。這樣，我們中華公司，實際上和他們有着共同的敵人！”
尹峯看着這些人的表情，知道他們半信半疑。尹峯在心底裏暗暗冷笑，不瞭解世界大勢，如何能在大航海時代混？這個時代，整個明朝的中國人，能完全搞清楚紅毛夷和佛郎機人、干係臘人以及其他西洋番人底細的，幾乎是鳳毛麟角。明未清初100餘年的中西文化交流過程中，西洋人來到中國的何止千人，而真正能到西方世界去探究紅毛佛郎機人老家底細的中國人，除了李錦等幾個基督教徒外，大約就是《大中國志》中記載的三個去墨西哥考察的中國商人，十個手指頭都湊不滿。
在與這些西洋人爭奪海洋的過程中，中國人在知己知彼這一點上，已經輸了。幸好，如今還有一個穿越者尹峯在。
尹峯也想着該給人留點懸念，揮了揮手道：“諸位掌櫃、諸位鄉親，眼下，紅毛的將軍就在門口等着我的召見。等一下，你們就做一下見證；我們既要和他們做成生意，也還要使他們服服帖帖。”
尹峯坐在椅子上，命令手下搬一張大號的桌子來；不過，這島上實在沒什麼好的傢俱，護衛隊員們只從漁民家借來一張破桌子。
沒辦法，和紅毛夷的第一場談判就在這張破桌子前開始。
韋麻郎在門口等的火冒三丈，幾次想拂袖而去，但是又不敢；自己的命運，自己幾百名部下的命運，都取決於即將見面的這個神祕人物。李錦反而已經豁出去了，只是鐵青着臉站在那裏不吭聲。
終於，先前那個少年又出來了，大大咧咧地說：“大東家說了，紅毛將軍可以進去了！”
巴拉達斯點頭示意，在前面引路，走入這處臨時營地。這裏還是很繁忙的景象，不少受傷的護衛隊弟兄正在被送進臨時大棚內治療，還有不少人來來往往地搬運繳獲的槍支彈藥。
韋麻郎心情複雜地進入一處簡易木棚中。這裏地面已經被打掃過，正中擺着一副座椅，一名30歲左右身材高大的中國男子坐在後面，身穿西班牙式板甲，臉上似笑非笑。在他身後，居然有一名手持武器的黑人護衛馬加羅，還有兩名少年親衛立在身後，包括剛纔傳話的顏思齊。
在青年男子周圍，左邊是一批神情高傲的武裝人員，身穿盔甲，正是林曉、麥小六等人，還有庫特雷上校也在。右邊就是韓平和剛剛到來的海澄、安海的七大海商家族代表。
在棚子角落，還立着一位身穿教士黑袍的中國人尤文輝。
靠近門口放着一張板凳，韋麻郎左右張望了一下，知道這板凳是留給自己的，不由十分惱火：一羣人面對着自己孤單一人，這架勢簡直象是在法庭審判。
他搖頭冷笑，剛想說點什麼硬氣的話掙點面子回來，忽然這名青年男子開口用葡萄牙語說道：“瓦爾韋伊克將軍閣下，東印度公司給您的授權中，包括了和貿易對象作戰的權力嗎？”
韋麻郎出生荷蘭省上層商人家族，懂得多種歐洲語言，立刻反應過來了：“閣下是中華公司的總督嗎？”
尹峯呵呵一笑，說道：“我是尹峯，中華聯合公司的總裁，我可以決定公司的日常業務，包括和荷蘭東印度公司合作或者作戰。你不是來尋求貿易商路的嗎？爲什麼要和我的公司作戰？”
韋麻郎忽然福至心靈，剛纔還在絕望中掙扎，現在忽然感覺到上帝給他新的希望了。
荷蘭東印度公司雖然是最早的股份制公司，但是它的管理體制是很奇怪的。東印度公司的管理情況可以說很混亂，荷蘭人在商業和政治生活中都喜歡“委員會”。能夠由一個委員會從事的工作決不會由一個人去完成。
政治上如此，在商業領域中也完全一樣，東印度公司裏沒有單個領導，沒有設立類似現代股份有限公司的總裁、總經理之類的總管職務。它的管理機構被分成4個“密室”。每個密室代表一定數量的股東，最大的股東是阿姆斯特丹，它投資了370萬盾。其次是澤蘭，130萬盾，霍恩和恩克赫伊曾分別爲55萬盾和25萬盾，代爾夫特和鹿特丹分別爲45萬盾和17.5萬盾。
其他城市都沒有人股。因此，雖然東印度公可的壟斷是由聯省議會批準的，而且公可打着聯盟的旗號，但是全部事務都掌握在荷蘭省和澤蘭省手中。雖然其他省的居民可以個別地擁有公司的股票，但是他們對公可事務的管理不能施加任何影響。
每個“密室”的成員只關心自己城市的商業利益，監督並裝備自己城市被允許派出的商船，每個密室允許派出的商船是根據其股金總額分配的。於是，荷蘭東印度公司內部表現出強烈的地方主義；一艘由代爾夫特或霍恩派出的商船必須返回代爾夫特或霍恩，以此類推。
事實上，在醞釀成立中華聯合公司時，鑑於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管理上的問題，尹峯參考了另一時空中現代股份制企業制度，在中華公司規章制度設計中，特別加強了大東家、總裁的控制力和影響力。同時，尹峯緊握護衛隊的軍權，這是鞏固自己在中華公司地位的最有力保證。中華公司不像東印度公司，沒有國家政府的管轄，所以對武裝力量的控制就顯得非常重要了。
而東印度公司不僅是一個貿易公司，而且是一個主權政治機構，它以聯省議會的名義擁有軍隊和艦隊，有權決定戰爭、媾和以及取得領土，所以必須成立某種中央機構監督公司的總體政策。
所以東印度公司有一個董事會，阿姆斯特丹佔20名代表，澤蘭12名，其他兩個城市各7名。不過，公司的實際權力掌握在一羣總督手中，公司共有17名總督，被稱爲“十七先生”。在17名總督組成的委員會中，阿姆斯特丹佔8名；澤蘭佔4名；其他兩個城市各佔2名；第17名成員由除阿姆斯特丹外的其他3個密室輪流委派。在17人委員會和董事會中，阿姆斯特丹都通過自己擁有的大量資本優勢控制着公司的管理，就像它實際上控制着共和國的其他每個領域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