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五的晚上，方迪房間的燈亮了一夜。
方迪脖子上掛着專業監聽耳機，一會兒抽菸，一會兒抓起酒瓶喝啤酒。那臺專業的開盤錄音機轉轉停停，她聽一段，摁下暫停，嫺熟地操作鍵盤打成文字。錄音機裏的內容是對方把採訪錄音通過電話傳輸從北京傳到紐約的，方迪再用麥克風對着電話聽筒把錄音採集下來，所以音質很差，有些說話片段需要戴上耳機加大音量反覆聽，再結合前後內容判斷才能明白意思。從國內傳過來的關於葉子農的調查資料有傳真文件和採訪錄音兩部分，她需要把兩部分彙總、歸納，形成一份簡明扼要的調查報告。
方迪出身於軍人世家，爺爺是中國人民解放軍中將，父親是少將，哥哥軍校畢業後就下連隊，走的也是從軍道路。方迪從小在北京軍區八號家屬院長大，簡稱“軍八大院”，因爲大院有一種“比”的風氣，比誰家的孩子有本事，比漂亮，比才藝……所以大院的孩子特別能喫苦，軍八大院也就有了“魔鬼大院”的別稱，意思是孩子受苦的地方，從軍八大院出來的孩子都以此爲榮，常掛嘴邊一句話：我是誰？魔鬼大院出來的！
方迪19歲就讀紐約聖尼耶爾大學新聞傳播學院，讀完新聞學碩士又報考聖尼耶爾大學商學院，攻讀工商管理學碩士，還有一年即將畢業。她從19歲獨自離開北京，在紐約這座城市已經生活6年了，已經逐漸適應了這座多元文化的國際大都市。
這是聖尼耶爾大學商學院附近的一座學生公寓，分4種戶型，可以獨租，也可以幾個人合租。方迪是一人獨租的小戶型，衛生間和廚房很小，除此之外就只有一個15平方米左右的房間，集客廳、臥室、書房於一室。房間裏除了單人牀和衣櫃，最顯眼的就是靠牆擺放的一張裱畫臺子，米多寬，1米多深，上面擺了一堆新聞採編的設備，有專業錄像機、專業攝像機、開盤錄音機、有線麥克風、噴墨打印機、電腦、顯示器、音箱，儼然就是一間新聞採編工作室。除了這些還有臺式化妝鏡、化妝品、碗筷等生活用品，這雖然不是一張嚴格意義上的桌子，卻是集梳妝檯、寫字檯、電腦桌、視聽編輯、飯桌於一臺。裱畫臺、單人牀和衣櫃擺放得很擁擠，硬是擠出了門的一片不到5平方米空地，視覺上顯得很不協調。方迪喜歡跳舞，這塊空地是她閒時練舞的專用領地。
開盤錄音機時斷時續。
陝北延秀當年村支部書記的聲音：子農剛下鄉嘛，那時還是個娃，我問他會做啥，他說會打架，那我說那你去看山林吧……
陝北延秀一女村民的聲音：子農那髒得呀，脖子上生瘡，手都凍爛了，就那，人家不耽誤學習，那《資本論》啥的，厚得像磚頭……
陸軍作戰部家屬院前居委會主任的聲音：哎喲，是1978年平的反吧，房子和補償款子農都沒要，那孩子倔，說那是父母的命錢，花不出去，他說他們都是黨的人，要尊重他們的信仰，他們的東西都當黨費交了……
中國社會科學院一位學者的聲音：有過幾次交流，見解獨到，我認爲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專家。他去柏林是必然的，東柏林是研究共產主義運動變化的重要標本，我相信子農已經預見到了柏林牆即將倒塌，作爲學者當然希望目睹一幕，見證歷史……
方迪一邊工作，一邊不時通過衣櫃的鏡子看看自己。這個角度不是巧合，是她從一開始佈置宿舍就設計好的角度，這或許是女人的天性，大概沒有哪個女人不喜歡孤芳自賞。她看着鏡子裏的女人，鏡子裏的女人也在她腦海裏不斷幻化，像一個風情萬種的極致女人。
調查報告終於整理出來了。
關於葉子農的調查推告葉子農的父親葉輝1918年出生，195年參加紅軍，197年黨，延安抗日軍政大學畢業，歷經長征、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抗美援朝戰爭，歷任排長、副連長、營長、團長、師政委、陸軍作戰部參謀，少將軍銜。1967年被造反派隔離審查，1968年被送五七幹校勞動改造，
197年因勞累折磨誘發肺部槍傷致死，時年5歲。
葉子農的母親林靜如198年出生，上海大資本家的女兒，1947年參軍，
1949年黨，195年被派往莫斯科大學學習，195年在朝鮮戰場與葉輝相識，195年任外交部俄語機要翱譯，1967年被造反派批鬥，因不堪凌辱投河自盡，時年9歲，留下遺書：我對黨是忠誠的，我對共產主義事業是忠誠的，請黨審查我。
葉子農葉子農1954年出生，196年北京軍區機關小學，1966年北京紅杉中學，1967年因父親被隔離審查和母親“自絕於人民”而在學校深受歧視，糾集團夥稱霸一方，遊蕩在校園內外打架鬥毆。197年下林因死的麼，從這一年起他開始大量閱讀馬克思主義書籍，爲了直接閱讀原著刻苦學習英語、德語。1978年父母平反，葉子農把落實政策的房子和補償款全部都替父母當黨費交了。同年中國恢復高考，葉子農考黃埔政法大學，兩年後退學。1981年葉子農考六祖佛學院，兩年後再度退學。1984年沿當年紅軍長征路線進行革命歷史考察。
1987年在陝西清東油田開辦汽車修理廠，涉嫌利用價格雙軌制倒賣緊缺物資。1988年僑居柏林至今，目的是以東西柏林爲標本研究共產主義運動變化，據一位學者說葉子農對柏林牆倒塌有預見，去等待目睹那一幕。
綜合被訪者的評價，一、懶散，沒有上進心。二、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專家。
1991年9月日方迪把原始文字和語音整理出來，形成簡練的敘述文字，再把中文稿按照要求翻譯出一份英文稿，兩種文字稿各打印份，天色矇矇亮的時候做完了全部工作。她困極了，倒在牀上便睡，直到被鬧鐘叫醒，睜開眼猶豫了一下，看了看牀頭的課程表，一翻身又睡了。
中午過了飯時，老九店裏的員工都下班了，午飯後和晚飯前員工們有一段不到個小時休息的時間。老九沒回家，在辦公室裏準備紅包。明天就是中秋節了，按店裏的傳統，每年的春節和中秋節都會給員工發紅包。老九的生意不景氣，紅包的錢數也是象徵性的。
到了4點多鐘樓下開始熙熙攘攘起來，員工們又來上班了。老九聽到樓下的動靜，把一沓紅包鎖進抽屜，拿上幾張不知是新舊的報紙下樓了，到吧檯要了一包煙和一個印有本店廣告的一次性打火機，自己出去了。他沿斑馬線穿到馬路對面，順着人行道往東走了大約多米，那兒有一家大型超市，超市門前人處是一個長方形平臺，環平臺三面有臺階，他就在平臺西側的臺階上墊上報紙，面朝西坐下，這個位置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他的飯店。
老九不嗜菸酒，至少沒有煙癮，只是碰到一些場合抽個一兩支。今天他是想抽菸，或者說是爲了抽菸而抽菸，似乎抽菸已經成了一種思考的象徵，或者是釋放煩惱的方式。自打他從柏林回來以後，他的煩惱越來越重了，飯店不溫不火的生意比以往更加刺痛着他。臨近中秋節了，飯店也掛起了綵帶、燈籠，但是節慶的氣氛也並沒有讓他的心情好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