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小時候學校組織的“學農活動”，郎喬就沒有離開過城市，聽到這裏，她一時沒能理解，忍不住追問：“不是，您是說……趙家門口一棵樹着火，倒下來之後把他們全家都燒死了？他們全家難道都住一間屋？”
“他們家房不好，”何母細聲細氣地解釋，“我們那落後，我記得……是有了忠義以後，才流行起翻蓋磚瓦房。他們家男人做不了活計，娃又多，平時喫喝拉撒都顧不過來，哪有錢蓋？一直都是住過去的老房子，冬天下一點雪都要馬上掃乾淨，不然房頂就塌了。”
“好不容易供老大讀出書來，全家都可以指望他了，那兩口子歡天喜地的，說這回兒子在城裏上班，有錢了，家裏就靠他了，新房能蓋了，又聾又啞的老幺和二丫也有指望了。當時正好剛扒完廂房，兩個丫頭沒地方住，在爹媽屋裏打地鋪，着火的大樹一倒，把房梁砸倒了，老兩口子當時就被砸死了，兩個丫頭歲數都不大，一個被壓住了腿，另一個聽不見，可能腦子也有點慢，嚇慌了，就知道想把妹妹拉出來，結果自己也沒跑出來，小的纔不到兩歲，就更不用提了。”
郎喬愣了半晌，連忙打開筆記本一通記：“正好是修房子的時候着的火，當時趙浩昌——趙豐年在什麼地方？燕城嗎？”
何母想了半天：“沒有，好像是專門爲了房子的事回了趟老家……但是那天他不在，去縣城看老師了還是什麼。唉，要是他在就好了，這一家，小的小、殘的殘，要是有個好好的大小夥子在，哪至於落這麼個下場呢？”
這詭異的故事把郎喬聽得起了一身雞皮疙瘩：“那……怎麼知道是傻子乾的？”
“他就在旁邊嘛，手裏拿着一盒洋火，最早救火的跑過來一看，發現他還在那無動於衷地點樹葉玩。問是不是他點的，他就嘿嘿笑，還點頭。”
“這件事後來是怎麼處理的？”
“還能怎麼樣？就那樣了。一個傻子，什麼都不懂，能把他怎麼樣？傻子爹媽沒了，哥哥嫂子都拿他當累贅，嫂子到處撒潑，說自己家沒錢，不負責，讓他們把傻子綁去槍斃，鎮上派出所還來人了，一看是個傻子，也沒什麼辦法，拍了幾張照片就走了。”
郎喬脫口說：“那怎麼能不負責，無行爲能力人侵犯他人生命財產，監護人不應該承擔相應賠償責任嗎？”
何母茫然而畏懼地回視着她，沒聽懂她在說什麼天書。
郎喬和她面面相覷片刻，突然意識到自己說了句蠢話，尷尬得一時忘了詞。
這時，一直沒吱聲的費渡非常適時地插了句話：“您記得這個趙豐年是個什麼樣的人嗎？和忠義關係怎麼樣？”
“怎麼不記得，全村就數趙家老大最有出息，忠義他們一羣小的從小都愛圍着他轉，其實人家大孩子根本不願意帶他們玩，經常隨口把他們糊弄走，就那羣小傻子滿口‘豐年哥長、豐年哥短’啊。”何母說到這裏，不知想起了什麼，眼圈突然紅了，旁邊遞過一張溼紙巾，她接過來胡亂往臉上抹了半晌，“趙家老大挺知書達理的，在家的時候不怎麼出來，就是一個人在屋裏看書。有時候去地裏給家裏幫忙，遇見村裏熟人，他都是打個招呼就沒有二話了，是個話少的孩子。”
費渡若有所思地點點頭：“後來這個趙豐年也一直也沒回去過。”
“都不知道他去哪了，沒想到他在城裏還改了名，變化還這麼大……”何母說到這裏，話音突然一頓，緩緩地睜大了眼睛，她好像如夢方醒地回過神來，“昨天開車把我拉走的人就是趙家老大嗎？這……看不出來啊！他……他怎麼也沒跟我說？他是不是跟我兒子的案子有什麼關係？”
費渡嘆了口氣，略微前傾，用一種非常舒緩的語氣說：“還在調查，您當時爲什麼會跟他走，他都說了什麼？”
“他說……他是個專門替人打官司的人，一個姓劉的同行正好是那個有錢人的狀……狀——就是昨天晚上到公安局去的那個人。”
費渡：“劉律師。”
“對，律師，他說那個劉律師手上有兇手殺人的證據，因爲實在良心不安，偷偷去公安局舉報，可有證據也沒用，那兇手是個大人物，警察不敢管，我兒肯定是要白死的……我急了，問他那怎麼辦。他說，這個社會，想伸冤，就得能豁出去——”
接到郎喬電話的時候，陶然正充當司機，帶着輕傷不下火線的駱隊前往燕西政法。
“我找人查了查，趙浩昌剛畢業的時候，沒錢租房子，在花市西區住過大半年，這應該能解釋他爲什麼會熟悉西區地形。另外我和劉律師確認過，劉律師說，趙確實很關心張東來的案子，張東來沒放出來的時候，他比張婷關心得還詳細。”郎喬喘了口氣，又說，“而且劉律師很肯定地說，領帶的事關乎他的職業生涯，除了警方，他連自己老婆都沒透露出一個字，趙浩昌絕對不可能知道。”
車載電話是免提，駱聞舟在旁邊打斷她：“他可以狡辯說權貴都這樣，或者乾脆說是他編出來騙王秀娟的，‘豁出去’也不一定是讓她自殺，只是讓她到大庭廣衆之下喊冤——太模棱兩可了，有更硬的嗎？”
“還沒有，不過他家當年的事也很蹊蹺，這事要是落在一個普通的村民頭上，最後不了了之，我信，可是趙浩昌當時已經工作了，他會善罷甘休嗎？我看他玩操控輿論的那一套挺溜的。”
“速度打個報告，走手續，從他們鎮上派出所調取當年趙家案的留檔。”駱聞舟想了想，“他給何忠義買的那部手機能追蹤嗎？”
郎喬嘆了口氣：“走私的水貨，追不到。”
駱聞舟：“那當時的十萬塊錢呢？”
郎喬旁邊有個聲音慢悠悠地□□來：“在一些比較錯綜複雜的併購項目裏，‘靠譜的’法律顧問經常會有灰色收入，有時候可能就是簡單粗暴的現金，你查不到的。”
駱聞舟：“……”
明明是很客觀的一句話，從某個人嘴裏說出來怎麼就那麼像挑釁？
駱聞舟：“那費總有什麼高見？”
電話裏好一會沒吭聲，駱聞舟都以爲他隨便撩了一句就自己走了——這事費渡幹得出來——這時，費渡忽然說：“我今天早晨給張東來打了電話，問他還記不記得自己的領帶去哪了，結果他根本不知道自己領帶丟了，半天纔回憶起來，說承光公館聚會那天，他白天確實去上班了，晚上爲了參加活動在公司換了衣服，舊行套都丟在那了。領帶那麼大一團不可能塞進褲兜裏，如果他是換衣服的時候丟的，那麼我之前的理解或許有錯，趙浩昌拿走那條領帶的時候，應該還不知道何忠義在公館外面等他，也不知道他將會用這條領帶勒死一個人。那麼他這麼做的動機就很值得推敲了。”
“你是說，他只是單純的偷。”
“以他的收入，這種不值錢的小東西應該不至於偷竊，”費渡說，“說不定只是收藏紀念什麼。”
駱聞舟打了個寒顫：“……收藏張東來的東西？”
“如果我沒記錯，那是張東來第一次以私人身份把他帶到承光公館這種社交場合。”費渡說，“跟何忠義媽媽聊了兩句，我突然覺得這個人的性格似乎十分封閉，也許會有一些特殊的紀念方式，你們要不要去查查？”